２００９年，我国经济在政府“保八”的一揽子措施刺激下保持增长势头，在投融资方面给正在经历产业化进程的电影产业以有力的保障；汶川大地震激发的民族向心力与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焕发的民族自豪感，为电影创作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电影产业化的推进促使电影人市场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基于这样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2009年电影创作态势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多元化的创新与繁荣伴随着主流影片的崛起，创新之举不再是脱离实际、脱离大众的艺术家个性表述，绝大多数电影作品更加贴近观众情感与趣味诉求、贴近市场接受期待。
２００９年，适逢新中国６０华诞，为新中国献礼所创造的契机有利于主流影片的创作与生产，使流行文化自觉地向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靠拢，二者的融合成为文化市场的一种时尚。经济层面的投资保障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文化层面上社会主流强大感召力与市场空间对主流影片的期待，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主流影片的崛起势头。《建国大业》《铁人》《沂蒙六姐妹》《天安门》《可爱的中国》《谁主沉浮》《惊天动地》《锡林郭勒·汶川》《冰雪同行》《人命如天》《高考１９７７》《大河》《邓稼先》《孟二冬》《潘作良》《星海》《袁隆平》《卡德尔大叔的日记》《万家灯火》《走路上学》《圣地额济纳》等一批弘扬主旋律的影片纷至沓来，是电影人献给新中国６０华诞的一份厚礼。令人振奋的是，这些影片也在市场票房上获得重大突破，《建国大业》票房达到４．２亿，《铁人》《高考１９７７》《沂蒙六姐妹》《冰雪同行》等影片票房均过千万。
关注现实，贴近实际，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彰显民族凝聚力
影片《冰雪同行》《惊天动地》与《锡林郭勒·汶川》等，直面２００８年度中国经受的巨大灾难，透过电影艺术的表现反映出民族凝聚力。《冰雪同行》是国家广电总局２００９年向社会推广的重点国产影片之一，该片以百年不遇的南方低温冰雪灾害为题材，通过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危急时刻人物群像，表现了在冰雪灾害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锡林郭勒·汶川》独辟蹊径，以锡林郭勒牧民布仁对汶川教师赵光华一家人质朴的牵挂为叙述视角。这个巧妙的构思让我们看到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质朴、美好的情谊，这种情谊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睦、心手相连的具体反映。影片《惊天动地》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解放军在地震危难之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参与抗震救灾的英雄壮举。影片以一支小部队的救援为主线，折射出整个国家、民族在自然灾难面前的不屈与担当。
塑造民族楷模与精英，以崇高的艺术形象感动观众、感动中国
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楷模和精英人物是２００９年献礼片主要的题材之一。方志敏、王进喜、邓稼先、冼星海、孟二冬、潘作良、袁隆平，以及战争年代沂蒙老区支前六姐妹等都纷纷被搬上银幕，创造了这类题材年度数量之最。影片《沂蒙六姐妹》运用以小见大的叙事角度，表现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以往表现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影片，写军人、写重大事件、追求恢宏气势场面，而《沂蒙六姐妹》却打破了这个固有模式，把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持与奉献精神浓缩在6位女性身上，这样的电影叙事视角有利于今天的青年理解“人民战争”这个概念。
述说国家历史发展主轴，弘扬主旋律
２００９年的许多献礼影片直接以新中国成立、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如《建国大业》《天安门》《谁主沉浮》《高考１９７７》《大河》《圣地额济纳》等影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彰显主旋律情怀。《建国大业》的制片操作与营销策略大胆地借用商业大片成熟模式，走出一条主流大片与商业大片结合的成功案例，创造了２００９年国产主流大片奇迹，票房破４亿元大关，是主旋律影片乃至国产大片在２００９年度最大的一份收获，给电影人注入了信心。
从创作层面分析，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沿袭了以往同类题材影片，即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事支点，展示历史时空中高层政治人物的智慧较量，再现历史进程。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把“统一战线”与“政协会议”作为戏剧的“内核”，以此凝结、链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诠释“共产党为何胜利，国民党为何失败”这一历史定势。影片酣畅淋漓地呈现出历史转折时期民族的自信与向上，在举国欢庆共和国６０华诞的社会形势下，它成为一个主流文化与主流精神的“渲染引擎”，因而备受瞩目。
影片的制片操作与营销策略充分利用了２００９年特定时代氛围。明星们踊跃参与，哪怕没有一句台词，一掠而过的一两个镜头，他们也甘愿无私奉献一把。一时间这部戏在演艺界就像央视春晚一样受宠，似乎谁不参与，谁就不是当下市场的主流明星。当这种影响力传播到社会，观众观影欲望更加强烈，他们去影院不仅是观看一部影片、众多明星，而且内心潜藏着对共和国的骄傲和自豪。可以说，《建国大业》是电影制片机构、创作人员、演艺明星同广大观众共同献给新中国６０华诞的一个超级“嘉年华”，代表着国产主流大片的崛起。
２００９年电影观念上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贴近观众多元情感诉求、娱乐心理期待的影片剧增。电影创作人员不再凌驾于观众之上，封闭地抒写自我体验，亦不再虚拟“东方奇观”去撞响国际视听的闹钟，他们开始谦卑地倾听观众的声音，重视市场的反馈。
从历史文化中挖掘适应市场的元素，用类型片的成熟模式叙说历史传奇，其主导元素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市场
事实上，这种电影观念从２００２年第一部国产商业大片《英雄》开始，就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作、营销模式。近年来，涉足于历史题材的商业大片，基本上都遵从了这个模式。商业大片由于投资大，制片方自然把海外市场也纳入市场追求的领地，为了能够进入欧美等海外市场，创作者很自然地融入一些“域外文化元素”，以便能够让外国人看得懂中国历史题材影片。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期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并因日本极右势力肆意歪曲、否定与日本政府的刻意回避历史，而广受世界关注，成为影视创作取材的重要来源，２００９年就有《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合拍）两部故事影片推出。中德合拍的《拉贝日记》取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亲历者的视点，再现南京沦陷期间惨绝人寰的惨烈记忆。从叙事模式看，这部影片同之前几部反应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片叙事结构大致相似，都是从一个视点人物揭露那场大屠杀的惨烈，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遵从历史真实。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在叙事结构上延续他的另一部作品《可可西里》，即所谓全知视点与限制性视角的复合体。多视角、分段式讲述故事，其优点是能够多侧面交代事件、人物，侧重点也可以随时调整，但致命的缺陷在于容易把故事讲模糊，而且人物塑造也可能模糊不清。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影片所触及到的社会敏感话题，在艺术创作上有其跨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但是，总体叙事视点从人道和正义的角度来看，《南京！南京》存在着明显的违背观众欣赏心理的基调，在尊重历史、对待战争、坚守普世价值上显然不及《拉贝日记》。
影片《风声》显然受到近年来电视剧市场红色间谍片风潮的影响，活脱是一个电影版《暗算》。浓厚的悬疑、血腥的酷刑、彼此猜忌的心理激战、极端的人物与令人窒息的戏剧环境，这些元素贴近了市场诉求，满足了观众期待心理。由于影片中故事的张力和谜题的设计稍显薄弱，导演运用富于形式感的构图和铺陈考究的影调渲染紧张的气氛，弥补了故事推理上的不足，为本身略显单一的主题增添了观赏性，丰富了多元文化下特情影视剧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出现的酷刑场景带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尚未对影片实行分级制度的中国电影市场，这类场景显然不适合青少年观众。
《十月围城》的主创人员来自香港，自然带有很强烈的“港式”历史题材影片传统。这种传统的一大特点是，在历史文本中融入“草根”元素，把一个个小人物推向历史舞台，更能够贴近普通受众的心理。影片讲述的是１９０６年１０月，孙中山到香港和十三省代表会谈，消息被清廷刺探得知。报社社长陈少白找到各路朋友，朋友又托朋友，联系了许多原本不认识的人，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保护孙中山安全的故事。影片中刻画了富家千金、侠义商人、流浪乞丐、赌徒和车夫等众多人物，他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友情、爱情、诚信，侠肝义胆，抛洒热血。虽然这些人看似并不了解所谓的“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的举动却恰到好处地吻合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真正目的，即希望大众能够精诚团结，不计私利，为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生活而奋斗。影片在人物结构与故事情节的设计上颇具可信度，使得整个影片在跌宕起伏的节奏中呈现出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成为一部富有“革命历史”气息的年代戏。
市场诉求驱使“山寨”文化流行，谐仿、恶搞甚至低俗的戏谑被视为娱乐元素的“渲染引擎”
“山寨”文化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兴起的一股思潮，它从制造业到流行、娱乐文化全方位渗透，影响很大。当电影创作以市场票房为导向，很自然地就迎合“山寨”文化的大众性与低俗性。２００９年，随着《疯狂的赛车》《熊猫大侠》《大内密探灵灵狗》这类影片的热映，特别是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的推出而广受理论评论界关注，舆论争议与质疑声音不断，成为这一年度电影界热点争鸣话题之一。《疯狂的赛车》光是打架斗殴、使用棍棒匕首甚至活吃蟑螂等阴暗、血腥、令人作呕的镜头就有近千个，几乎占了整体片长的三分之二。其余的，便是摇晃的镜头，天南地北毫不搭界的方言，药品欺诈广告，毒品的贩卖和交易，如同废物般的警察。诸如此类的场面和人物，带有明显地“戏仿”《烟枪》《３９级台阶》等影片的著名段落。而影片《熊猫大侠》是导演王岳伦在上年度《十全九美》以低成本获得票房成功之后，沿袭套路推出的新作。影片一上映就引发了“山寨”、“娱乐有理”、“好笑就行”的争议。
当张艺谋挟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巨大影响力，笼络来众多小品笑星，推出《三枪拍案惊奇》，着实“山寨”（或者说“戏仿”）了一把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相关的争鸣被推向了高潮。这部影片充分利用了驱动市场利益的当下流行文化元素，“山寨”、恶搞与低俗戏谑，获得了期待中的市场回报。先不说小沈阳的东北土话、闫妮的陕西俚语对于长江以南的观众来说根本就听不懂，单说贯穿整部影片低俗的、丑化自我的、无聊的闹剧式表演，就令在场的观众郁闷得无以复加。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批评这种“娱乐至死”的创作态度，认为此种创作“风潮”助长了电影创作中的“低俗文化”。有评论说：《三枪拍案惊奇》是一碗“臊子面”在贺岁档卖出了“龙井虾仁”的价格，以此作为商业大片，似乎有点忽悠大众的意味。值得警惕的是，此类影片似乎有一种演化为中国电影新类型之势，其在赢取暂时高票房的同时，也一次次破坏了观众热切的审美期待，任其演化，将会失去本土观众刚刚燃起的对国产影片的兴趣。
此类影片似乎有一种演化为中国电影新类型之势，个中缘由与当下“山寨”文化流行的社会态势密不可分，是一个值得调研与分析的课题。电影产业化的另一面，是一个严肃的文化价值命题。这也是当2009年末贺岁档美国大片《２０１２》《阿凡达》带给中国电影人强烈震撼时，许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差距不仅在电影技术方面，关键在电影观念上，躲避崇高、缺乏严肃的主题与人文关怀，才是国产影片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