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厚厚的一套《李瑛诗文总集》，共１４卷，选录了诗人从１６岁开始创作以来写下的一系列作品，沉甸甸地记录了诗人走过的脚步。

    李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军旅生活的诗篇，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军旅诗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在近７０年的创作生涯中，李瑛还创作了大量关注社会生活、抒发人生感悟的诗作，先后出版诗集５０多种。《李瑛诗文总集》由李瑛和他的女儿李小雨共同编定，虽然有一部分早期作品因历史原因已难以找到，但整体上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他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生、文学艺术所作的思考和实践。“这是我一生创作留下的东西，也许没有多少保留的价值，但对于总结我个人的成败得失还是有益的。这些作品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我把它交给历史和读者来检验。”近日，当记者和李瑛先生谈论起这套诗文总集的编辑与出版情况时，他这样谦虚地说。

    从布谷初鸣到收获金秋

    李瑛经常说自己是个业余的诗人，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是业余写诗。早在中学时，李瑛就和同学一起组织了“田园文艺社”，开展文学活动。１９４２年春，他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作《播谷鸟的故事》。布谷鸟一声清脆的初鸣开启了李瑛漫长曲折却又无限精彩的诗歌道路。在《李瑛诗文总集》中，收录了诗人一生所写的大致4类诗作：表现部队的军旅诗，抒写人生感悟、社会生活以及西北大自然风光的诗歌，政治抒情诗和域外旅行诗歌，种类丰富，风光旖旎。

    １９４５年，李瑛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党的地下组织，一边读书创作，一边投身学生运动。在《李瑛诗文总集》里，有一张当年他和同学们印制的“伪书”照片，书的封面上显示的是周作人作品，内容则是宣传党的政策。由于李瑛参与学生运动的经历，北平刚一解放，他就参军南下，从此与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军旅诗也因此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在部队里李瑛做新闻采访工作，他随部队一路南下直到广州，后来又参加了进军广西和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的战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第一本诗集《野战诗集》（１９５１年出版）。后来，在朝鲜战争的坑道里，在地震棚的小灯下，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猫耳洞中，他写下了无数表现战士战斗与生活的诗篇。

    部队的生活紧张、艰苦，但因为有较多时间和战士接触，也让李瑛深刻地发现了战士美好的思想感情和心灵的隐秘。“外面不了解部队的可能觉得这里很枯燥，以为战士只知道立正、稍息。其实战士们非常可爱，懂得生活，也很有情趣。我的诗歌要表现战士有趣的生活。”在李瑛寓所的书柜中，至今还有一块比拳头略大的木化石。这是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场上，一个学地质的大学生新兵搜集到的。在战斗打响前，战士将木化石交给李瑛保管，后来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块木化石也成了永远的纪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双双动人、明亮的眼睛和一颗颗美好的心灵。”李瑛就将战士这些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凝结成自己笔下动人的诗篇。

    在军旅诗之外，李瑛还创作了大量表现人生感悟、社会生活以及西北大自然风光的诗作。李瑛说：“我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时就曾到过甘肃、新疆、青海一带，那里雄浑、豪迈，辽阔的地域、多彩的民族生活都很吸引人，但那里也很贫穷，少有作品表现。当时我就有一个心愿，要去那里，写那里。‘文革’开始后，这成了我埋在心底的愿望。”“文革”结束后，李瑛借工作机会跑遍了大西北，十几次到云南，六七次到新疆，几次到西藏。李瑛说，他喜欢那种没有被人类沾染的、质朴的原始美，虽然苍凉、贫穷，但保留了原始的品格、气质与神韵，蕴藏着我们民族的深厚底蕴和历史沧桑。每次旅行之后，李瑛总能写出一些诗或者一本书。在这期间，李瑛先后创作了《戈壁海》《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祁连山寻梦》《青海的地平线》《贺兰山谷的回声》《红土地之恋》《漓江的微笑》《黄土地上的蒲公英》《黄土地情思》等几部大型组诗。

    在《李瑛诗文总集》中，另一部分极为厚重的作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他写《一月的哀思》，歌颂过周总理，他也歌颂过毛主席、彭老总。鲁迅、刘胡兰、彭加木，在西沙群岛牺牲的战士、唐山大地震抢险救灾的１５万部队、倒在青藏线上的筑路士兵，我国卫星成功发射等等，这些政治色彩比较强的人物与事件都曾出现在李瑛的诗作中。但李瑛的政治抒情诗并非标语口号式呐喊，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积累。在越南、在西沙，他曾掩埋过战友的遗体。西沙群岛没有土，战士牺牲后就被埋在用礁石堆成的坟墓下边。李瑛说：“参加过这些严酷的斗争生活，经过这些磨练，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能不写这些事。年轻的时候，我打过仗，拿枪保卫过我们的祖国，也用笔歌颂过我们的祖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受了那么多苦，现在翻身了，不能不引起我对它的爱与歌颂。诗人并不是不能接触政治，相反很多优秀的诗人有很强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

    诗歌欺骗了我吗？

    我没想到它这么复杂

    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曾坦率地说，现在年轻诗人很多，但我要告诉你们，诗歌往往要欺骗你们的。你想爱它、追求它，你感觉到它就几句，很容易写，但你写的并不一定是诗。你的才能可能不在写诗上，而在其他方面。这个话给李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年轻的时候就再三想，诗歌是不是欺骗了我？但我从１６岁就开始写诗，现在悔悟也晚了。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诗歌这么复杂。”

    青年时代的李瑛无法预料因为诗歌他将走上怎样的一条道路，他也不曾想到，自己在写作的道路上会遇到多少的困惑与迷茫。不少人觉得李瑛的诗歌道路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李瑛自己却有着深埋心底的历史隐痛。他说：“诗歌带给我的苦难远远超过给我的欢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读中学时，李瑛因为写诗和组织文学活动，被校方以“思想不良”开除，被迫流浪；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５年，又因为在大学时发表过评价绿原诗歌的文章，被质疑为“胡风分子”，遭到隔离、抄家和批斗；１９５７年反右时又被划为“中右”，长期“内控使用”；１９５９年，又因为写歌颂彭德怀的诗歌而遭到批判。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３年，李瑛被3次下放部队基层，两次派到农村“社教”锻炼，直到十年浩劫。“我的黄金岁月已流逝，白发苍苍，身心俱损。”现在李瑛听力不好，手容易颤抖，这些都是当年受批斗身体、精神上留下的后遗症。

    在创作上，与绝大部分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青年军旅诗人不同，李瑛进入部队前在北大就已受到中外文化和五四思想熏陶。这一时期李瑛所写的诗，具有较浓的知识分子气息。后来参军做记者，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李瑛受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追求使自己写下的反映战士战斗生活的作品能够为广大战士接受和热爱，但在艺术上，李瑛依然主张不能停留在当时部队风行的快板诗、枪杆诗这类简单的“兵歌”上，从形式到语言必须发展提高。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极度的痛苦和焦虑让李瑛的许多美好理想破灭了，陷入了迷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持认为诗歌必须通过艺术手段传达思想感情，要给人心灵共鸣、震撼和值得回味的艺术享受。当时有人说李瑛的诗歌“学生腔”、“小资感情”，但他一直未改初衷。

    新时期以来，面对社会的深刻变化，李瑛觉得，诗歌除了感染人、激励人以外，还应对人有智性的启迪、精神意识的震撼，以及语言的愉悦等等。离休后，李瑛推掉了很多社会职务，也很少参加什么活动。他说：“我一生只是想写作，但没有想到经受这么多，宝贵的创作时间被浪费了很多。我不愿在闲散和嬉笑喧闹中过日子，我喜欢在安静和整洁的环境中思考。”

    对于当今的诗歌创作，李瑛充满了期待与希望，但也认为存在许多斑驳复杂的现象值得深思。他说：“我始终保持对诗的纯净崇高品格的坚持，维护诗的尊严。也希望青年诗人能够成为有比较高雅的情趣和美学修养的学者型诗人，而不是痞子，把诗作为玩物。我们这个时代是值得诗人放声歌唱的时代，要写新的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要多读书，多思考，要行万里路，就是不要懒惰。青年诗人肯定会超过我们。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年轻时也走了很多弯路。我的诗集中有很多不成熟的作品。我不愿意隐瞒我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作为后来研究的朋友，可以公正地来看待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不想有多少荣誉，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应该记住，有些事情应该忘记，有些事情要交给历史去评判。但是有一点，我对于诗歌、对于生活、对于美、对于祖国是忠诚的，我就无愧无悔了。”

    深秋的北京，银杏树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翻读《李瑛诗文总集》，在《生命是一片叶子》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我更喜欢的是树林里许多树的叶子，重重叠叠的树冠，绿的、黄的、红的一层层、一片片，在微风中以不同的姿势摆动着，表示它们生命的存在。它们从春天舒青开始，已庄严地工作至今……在神秘而又庄严的瞬间，我感到它们不卑不亢、无愧无悔的，正期待着雪后的春天来临时有新的叶子来接替它们。”

    李瑛，正是一片“从春天舒青开始，已庄严地工作至今”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