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８４年５月的一个夜晚，大约１１点钟了，我和新婚的妻子来到北四川路一带一条小街的一扇木门前。从北京出发前，妻子工作单位的一位老教师托她带了封信，说到了上海就去找他弟弟，并住在那里。来开门的正是他弟弟，一位谢顶戴深度近视镜的男人。从他兄长的口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叫卓城稳，前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程师。门初启时闪出一隙灯光，看不清他的面目，我们先将信递入。他看完信，吱纽一声将门大开，迎我们进去。他问了我们路上的情况，让我们在一层小楼的小厅堂里稍候一候，便踩着拖鞋跑上二层楼。只听见楼上一阵人声，几阵忙乱过后，他又跑下楼来请我们上去。

    他领我们进入的，是他家唯一的一间大房间。室内空气中飘浮着有人睡过的气味。约摸有个十五六平米的光景，面壁有老式立柜，临窗有老式写字台，然后就是一张老式铜架双人沙发床。从床单下露出的床垫布边看，此床也颇有年头了。显然刚刚收拾过一番。主人指着大床对我们说道：“你们就睡在这里，被褥是新的。”妻子说：“您睡在哪里，听说您有个女儿。”主人摇手说：“我们有地方，你们赶紧休息吧，一路上劳顿。”

    这时从大屋门对面，楼梯口另一侧，传来说话声。那里是一间面积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借着微弱的光线，我们看到一个小床铺上侧卧着卓先生的独生女儿；另一块临时搭起的铺板上，披衣坐着一位墩实个儿、方脸盘儿男子。他从黑影里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自我介绍说他是卓城稳的大学同学，先我们一个小时到的。

    顿时我们全明白了。适才主人先行上楼，是叫起他已睡下的老同学，现到女儿的睡房里搭铺挪被，把他们自己睡的大屋腾给了我们。我和妻子感动之外，知道自己的到来给主人添了大麻烦。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提起行李往外走，说让你们这样腾地方给我们，无论如何不行。我们今夜找旅馆住下，明天过来看望他。不想话一出口行李被他一把夺下，一躯瘦棱棱的身体挡在了门口，他声音和目光盈溢着二百分的真诚。他说：“你们是我哥哥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们今夜要是从我这里走出去，就是看不起我。”这时他那位热忱豪爽的同学走过来，推着我们说：“我们俩大学时就是一个宿舍，经常挤在一个被窝里夜谈，今番兴许又得聊一夜，你们不要剥夺我们这难得的机会。”卓先生犟劲上来，哐一声将大屋门带紧，然后跟老同学闪进小屋，别门不出来了。

    这是妻子和我第一次到上海。还没看清这座城市的轮廓，就已被一位卓先生的古道热肠扑面打动。日后中国大中小城市宾馆饭店如雨后春笋，早已不时兴旅行外出投亲宿友，因此当年在卓城稳先生家获得的那份体验，便愈显得弥足珍贵，如同一帧纪念册中的黑白老照片，或冬日案头一抹温暖的日照。大约也正是因了这第一印象的垫底作用，在往后日子里，遇有沪外人士对于申城挑三剔四，我也不敢苟同。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已从街上买回了早点，引导我们到一层桌边用餐，他自己马上要赶将近两个小时路程，到一所大学去上班。晚间闲谈才知道，他所说的去上班，其实是到一所大学给人当刻蜡版的临时工。以他两只各达一千度的近视眼去干刻蜡版的活儿，这对他该是多么大的折磨？以他老资格工程师的职称，风雨月月领一份临时工的低微报酬，又对他是多么的不平！

    那年他的实际年龄大概五十四五吧。三年前他的母亲罹患重病全身瘫痪。起先他请假回家照料老人，终因请不下长假，便向单位办理了提前退休，归沪专事伺候老母，直到她去世。

    卓家兄弟姐妹一干人中，他是唯一做出上述牺牲的人。他没赶上后来的调薪，仅凭那点退休金，他生活发生困难。在当时大一统体制下，像他这样情况的人，无法再找到正式工作，后经同学介绍，好歹弄了个大学刻蜡版的临时工干，以维持两口之家的生计。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妻子和我约他父女及他的老同学一起去外面吃饭，他执意不肯。争执再三拗他不过，我们从外面买了熟肉酒点回来。那天晚上他十分好兴致，拿出酒来与我们共饮畅叙。饮间问起他的个人生活，方才得知他妻子故世，撇下他父女相依为命。我们问是否考虑再婚的事，他有点腼腆，说与一贤淑女友交往了将近两年，但因两人身体都不好，因此决定不下是否结婚，“再看看吧。”他说。饮间不免涉及社会、时事的话题。每提到官僚吏胥，他一反温和文质，爆发出难以遏制的怒火。他声音提高了十倍，脸孔因激愤而涨红，头上暴起青筋，脖颈上筋脉异常突显，他嘴唇颤抖，时因语言不足以充分达意而停顿止塞，却分明他肚子里汹涌着千言万语。

    他是一个学理工的不善于言辞的人。他的怨怼难抒的情态，源于他生活的经历。

    在那个上海之夜，我们酣饮畅谈到下半夜３点，才分头睡去。

    早起他破例没有去上班，留下来帮我们打理行囊。为了下一站旅行的轻便，我们装了一提包东西，托运回北京。见我们提包上的小锁沿途丢了，他从自家的小箱上开取下一把小锁借我们使用，并嘱日后寄还给他。他说这把小锁跟随了他许多年。

    临别那天阳光正好，我们一起在房间里拍了些照片。有他和我们的，有他和女儿的，有他和同学的，有他单独一人的。平常早晚见他营养不良的脸透带青色，而这天看上去白润了不少。他时而跟他的大学同学逗逗哏，时而高声大笑。握别时我们感谢他几日来的周到照顾，他却说该说谢的是他不是我们，他说他感谢我们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欢乐带来了生气。

    我们万没有想到他末尾的两句话，竟是我们听到的他的遗音。

    大约三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同妻子去卓城稳哥哥的家中拜访，意外地见到了卓城稳的女儿。昔日小跑溜丢的花豆衫小女孩，出落成亭亭靓丽的女中学生。一问之下才知道，她的父亲已经病逝，她自己是来北京投奔大伯上学的。

    “我弟弟命真苦。”做大哥的说。我和妻子黔然神伤，良久无语。忽然想起当初回到京城各各忙着上班，竟忘记将他的小锁寄回上海。见我们跌足不止，他大哥缓缓说道：“忘了寄也好，正好留个纪念。他人都不在了，留锁有什么用？城稳除了这孩子，没留下什么。”

    回至家中，我从抽屉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中，找到了那把黑漆脱落几至于无的最小型号的锁头。睹物思人百感交集，又不禁记起普鲁斯特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人死后不会立即消逝，他们仍沐浴在一种生命的辉光中。”

    岁末将至，商店里已陆续上市了各色贺岁的礼物，我又想，该做一点什么，以酬答他生前为我们做的，以慰他平凡而厚美的心性人格，以使并不知道他的浦江边的人们，得以知道在他们中间，曾经生活过一位使人难以忘怀的人。我想谨以此小记，作为寄赠他的节日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