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和再塑“戏剧的品格和使命”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剧协在京举办戏剧理论评论研讨会
10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剧协主办，《中国戏剧年鉴》社承办的“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对泛娱乐化背景下戏剧的自我定位和品格追求，以及戏剧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所担负的使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董耀鹏，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主持本次研讨会。与会的诸位戏剧专家、院团领导以及第三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奖作者均在会上发言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言精彩纷呈，本版特选部分发言摘要，以飨读者。——编 者
加大理论研究支持力度
董耀鹏（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文艺评论是文艺工作、文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么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进一步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推动文艺评论的改进和创新，也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充分地发挥文艺理论评论在促进文艺创作、引领价值取向、提升审美趣味、建设精神家园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认为戏剧的品格和使命，这个话题应该是古老而常新的，它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命题。我们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与中国剧协主办这次研讨会，就是希望加大对理论研究的支持力度，也想凝聚更多的人才，攥紧我们的拳头，形成我们的合力，坚守责任，守望使命。
当大众娱乐汇入文化主流
王晓鹰（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以文化消费、大众娱乐为重要主题语的，收视率、票房、市场成为娱乐性文艺作品体现自身价值的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这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所以也是无可争议的。但面对和接受并不等于盲目的随波逐流，不等于放弃对文化本身的价值体现和传播形态进行判断和思考，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动态地理解这个从西方流动而来的大众娱乐文化潮流，并从我们与西方文化的这份相似中看到不同，以及这不同所映照出的我们今天文化生态的缺失。
我们应该直面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因为无需回避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当代文化发展，并没有完整的经历从经典到现代的积淀过程，就直接进入了后现代。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与后现代相适应的现代经济基础和现代文化底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经典文化这一文化积淀的重要阶段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性。直面这一客观事实的根本意义在于，在紧跟全球化时代脚步走进大众娱乐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建构充实我们的经典文化背景，不应将消费时代简单理解为过度发展娱乐文化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恰恰需要在经典文化这个层面上，包括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经典文化和西方经典文化，给今天的消费文化人群补课，这种文化补课，可以与经济补课相类比，而且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丝毫不亚于经济补课。
戏剧应达到更深层次的内省
叶廷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戏剧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戏剧要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我认为首先在于戏剧艺术家要勇于彻底解放自己，既勇于挣脱千百年来奴役自己的集体无意识的既定，即那些落后于时代的旧意识、旧观念；也要勇于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干扰，尽可能获得内在和外在的自由空间。
其次，我们的戏剧应该获得比以前更深厚的人文品格，这要求有“大爱意识”。作家艺术家是人类中的精英部分，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人类的共同利害和面临的危机，他关爱的应该是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因此，他必须具有人类良知。
与大爱有关的是大生态意识。我们的戏剧应该达到更深的深度，这要求具有自省意识。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揭去文明的覆盖层，还以人善恶并存的本质。戏剧要有哲学的品格，还应具有异化的意识。异化是指事物朝着人的愿望的相反方向发展，有悖谬的性质。现实异化的现象，反映了文明的深层危机。但社会的异化是由人造成的，还得依靠人来克服。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创新意识的薄弱。主要表现为习惯于纵向清晰思维，总是喜欢向前人的成就看齐，而不敢超越前人。鲁迅曾经概括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两种不同的思维特点，他说中国人喜欢摸前人有过的东西，而西方人更喜欢探索未知。想想看，我们在创新道路上，听说过多少次不要忘记传统之类的警告，这些传统的守护神，指的传统主要是形式和风格，而不是前人创造的精神。你要继承传统，必须在形式和风格上不断推陈出新。
泛娱乐化消解戏剧的功能
姜志涛（原《中国戏剧》主编）
谈到使命和品格，必然要想到当前的问题，就是泛娱乐化。
我觉得现在泛娱乐化已经严重影响了戏剧的生产和发展。戏剧的品格和使命是什么？查明哲和他的导师的一段话在我们戏剧学院很流传，问俄罗斯人怎么看戏剧，俄罗斯人把剧场当作教堂。这个比喻很形象，他们把戏剧当成很神圣的、净化人心灵的这么一个艺术手段。
我觉得在追求市场化的时候，我们戏剧那种真正的功能，就是它对社会问题批判的功能和对人的净化功能都给削弱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探讨戏剧品格和使命必须重提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还是这么泛泛地简单地提市场，那只能是，有钱的到剧场就是为了买乐，演员为了赚钱，你要乐，我就给你乐，剧场变成市场，那种市场就是一种贬义的，是廉价的交易，这是我们戏剧人应该引起重视和警惕的。
有一个县，有１２０个职业剧团，一年演出收入１.５亿到２亿元，这个数字哪个国家剧院能够比得了，仅从这个数字看，太惊人了，潜力太大了。这个市场效益太高了。但是实际上有些戏没有观众，只是请戏给神看，请戏的人拿钱，我就是买一个踏实，神能够保佑我，实际上是一种敬神的手段。把我们的戏剧当成这样的工具，这也有辱使命，所以我在看了很多文章，并结合当前戏剧界的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后，觉得重温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牢记使命，不辱使命。
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
康式昭（原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利润最大化是对一般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而言，我们的戏剧是要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商品，它首先有意识形态属性。要讲到我们的戏剧的时候，我就想戏剧更高一个层次应该是文艺，文艺再高一个层次是文化，文化是干什么的？文化是为了民族的凝聚力，它就不是用钱来凝聚。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把文化的定位定在这儿，我们才能考虑文艺定位和戏剧定位。
我们在文艺理论建设问题上，打开了国门，引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见识、理论、经验、做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引进了一些过时的，或者说完全不适合国情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歪论。相应的对于戏剧的使命，对于戏剧的本质是什么，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奇奇怪怪的主张。这些主张，我是觉得不应该影响我们的戏剧理论界、戏剧评论界，更不要去左右我们的戏剧创作界，其结果会非常糟糕的。我们党在不断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要弘扬主流价值观，这些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依据，或者说，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坚守戏剧的品格与使命
王蕴明（原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戏剧的品格是什么？鲁迅讲得非常好，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必须通过商品渠道来进行运作，进行交换，它必须物化到一个商品，在社会进行交换，所以它的品格有双重性。但是它最本质的核心是个精神产品，不是社会上的一般意义的商品，这点我想是坚定不移的。
我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事业、艺术事业的投入，这是它的使命，是它应该完成的任务，它不仅仅应该投入，而且投入应该逐渐加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加大对文化的投入。这个投入不仅包括现在的国办剧团，也应该包括民营剧团，有志于为艺术事业献身的剧团。
我们戏剧的使命，就是要反映时代，就是要服务社会人生。当然我们的戏剧作品、文艺作品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个人情感的表达，但是它这个表达不是只给他一个人看，他要给大家看，给大众看，给社会看。所以他表达的思想、理念、情感应该不仅是个人的，应该是社会群体的，应该是对社会有所教益的，有所启迪的，有所感悟的。
认识经典戏剧的魅力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经典戏剧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戏剧的品格和美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大家认识清楚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契诃夫的《樱桃园》的演出史都能说明经典戏剧因为不断地被后人重新解读而焕发出新的时代精神。今年是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而正是在这一年，我们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曹禺戏剧经典的人文主义精神，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向戏剧经典学习的方向。
国家艺术院团要有自己的文化品位
罗大军（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助理、编剧）
剧院选什么样的戏，是由这个剧院的文化品位，由它的艺术追求、审美评判来决定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名剧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前院长赵有亮非常强调剧院的品格。他当时有一个口号，如果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人的影响上讲，我追求社会效益，对人心灵的影响。我认为他作为一个院长，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剧院剧目建设上，给“国话”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直奉行一条原则来选戏，那就是要有品位，质量好的戏，用这样的戏剧来影响我们的戏剧人。“国话”在中国戏剧的变局中，扮演着一个常量，这个常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戏剧的未来维持了一段值得维持的传统，这个传统叫知识分子戏剧的传统。“国话”的剧目都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都跟日益庞大的消费主体，新市民阶层的钱包岔着道，谁跟钱也无怨无仇，国话自不例外，但它却以本分、实在的行动撑起了一片天地。有了这片天地，戏剧未来的舞台才不至于被钱堆得满满的，堵得实实的。
戏剧的守望与开拓
杨绍林（上海剧协副主席、秘书长）
我更多的想围绕这个话题谈谈对戏剧的守望和开拓的一些体会。做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应该追求极致，因为只有追求极致，你才有可能突破。做戏、做艺术必须有这样一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而搞管理的人，往往是抹煞个性的，是想追求各种元素的一种均衡。而恰恰戏剧，大家都很清楚，它有商品的属性，但它还是一个精神产品。在很多情况下，它的商品属性和精神属性是共生共存在一个主体里面的，无法用刀来切割，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尴尬。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当面对两种属性的抉择的时候，我选择的是对戏剧的品格和使命的坚守，并且在坚守中均衡地把握事业的发展。
好戏是因为自身的杰出
任 鸣（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
好戏是有它自身的品格和使命的。好戏不是靠宣传包装出来的，不是靠炒明星炒出来的，也不是靠评奖评出来的，好戏之所以是好戏，不是靠吹，靠捧，靠戏剧之外的东西称其为好戏，而是因为自身的杰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品格和使命是不能赋予的，只能自然产生，好戏是无法计划产生的，任何外在的，硬加在艺术作品身上的品格和使命只能使戏剧成为宣传品，而具有宣传色彩的戏，都有特定的时间性，时间一过就完了。实用主义的戏剧会使戏剧的品格和使命很短暂，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艺术作品的真正使命不能赋予，只能自然产生，是内发的，不是外加的，一切的品格和使命，应该让作品本身来决定，让作品来说话，来发光，因为金子是会永远发光的。
中国戏剧的自我迷失
孙 洁（《中国戏剧年鉴》社社长）
我们设定这样一个命题，是一种类似于哈姆雷特的叩问“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戏剧是生存还是毁灭？戏剧要往哪里去？我个人认为，中国戏剧当下的命运并不只是社会的原因，并不是社会把戏剧边缘化，而是戏剧自身的迷失。
如果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法来定位戏剧自身的发展，我想说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从戏剧的社会功能而论，无论是从中国的元杂剧开始，还是从西方的古希腊戏剧开始，戏剧始终有一种“高台教化”的功能，是知识阶层对于普通民众的一种启蒙方式，无论是人性启蒙、社会伦理启蒙，还是思想启蒙。当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不再思考时，戏剧也就停止了思考。于是，在这场世俗的欢宴中，戏剧或者沦为席间卖笑的小丑，但它的取笑本事又不见得高过别人；或者为了引起注意，而通过拔高调门博得喝彩，但它难免因调门拔得太高而走调。
那么什么是戏剧的出路呢？我认为是知识阶层。我们在这里重提“戏剧的品格和使命”这样一个老话题，就是为了呼唤“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某种担当，当知识分子不再喧嚣，开始思考的时候，戏剧也就不再喧嚣，开始思考。只有知识分子担当起他应该担当的社会使命时，戏剧才能具备它应该有的品格。在现今这个泛娱乐化的社会背景下，呼唤“文人戏剧”，重提戏剧的启蒙意义，是极其必要的。
坚持“剧以载道”的真理
郭 宇（上海京昆艺术中心副总裁）
坚持戏剧品格的体现，在于坚持剧场的神圣性，包括浪漫性，戏剧的小众并不影响到它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审美感受而存在，并为观众所消费，我还是坚持一种最为原始的观点，那就是剧场的神圣性和人与人共处空间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也就是戏剧的教堂概念，是应该值得发扬光大的。应坚持“剧以载道”的真理。从接受信息的角度和寓教于乐的功能来看，这样的方式是伴随着我们人类生活状态一直繁衍到今天，所以具有一种永恒性。
就拿上海昆剧团来说，剧团从坚持在传统文库当中去挖掘，包括四本和精华本的《长生殿》，包括汤显祖原本的《临川四梦》，这次我们剧团很荣幸在第１３届“文华奖”上获得榜首。我觉得不是剧团有多强大，而是真正要感谢老祖宗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厚、这么优秀的文本，让昆曲有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事实证明，只要有精心的准备，有高品质的演出，观众肯定会有的，我始终对戏曲有信心。我不是悲观论者，我觉得中国戏曲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
民营剧团需大力扶持
白永成（上海保奇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这些年来，我觉得民营演出团体，真的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永远在自生自灭中挣扎，不管你做什么作品，都很难进入国家主流视线。几年前我就听到国家要扶持民营文化团体，但是实质性扶持行动，我们感觉到寥寥无几。说实话做文化项目的民营团体，生存状态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
我始终认为，有质量、有追求的民营剧团其实是国家的宝贝，这些民营剧团，他们没有国家给的生存资金，他们没有国家给的一寸办公室，一寸剧场，一寸排练厅，他们没有占用国家财政补贴的一分钱，他们更没有国家给的一分钱的创作资金。他们一样在为国家解决就业问题，他们一样在为国家的文化夜以继日，甚至付出比国有团体更多的艰辛和劳动，国家职能部门应该扶持这些早就用自己的方式走在改革前沿的民营文化团体，让他们的步子走得再大一点，胆子更壮一点，让他们也能够在戏剧创作的领域里，努力做到戏剧应有的品格，承载戏剧人应该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