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第一次修订的时候，增加了第二十三条，其中规定，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个规定是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为出版社，特别是编教材的出版社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呢？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之前，编教材使用他人的作品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经过作者的同意，如果不经过同意，就侵权了。而从实际情况看，编教材百分之百地做到找到作者得到授权，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在实践中是没有做到的。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以前，我们在编教材过程中，实际上客观的现实和法律给教材编写带来很大的困惑。如果要找作者授权，难度太大；不找作者，就存在法律风险，因为涉及到权利。过去的状况是，如果在教材中出现侵权，带来的风险非常大。因为作者完全可以要求停止侵权，必须把选定的作品从教材中拿出来。一个教材编写完毕，都是由若干的文章组成，法院要判定停止侵权，拿出来删掉，对整个教材的影响非常大，教材的出版、编辑单位将承担巨大的压力。所以说２００１年法律的颁布，缓解了出版社的压力。在原来著作权法只有3种法律许可的情况下，２００１年修订后变成５种法律许可，在这方面的重大改变，实际上为编写、使用教材提供了方便，而且避免了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这个困惑又转移到权利人方面。现在的法律许可，可以不经过作者的同意使用作品，那么怎么收取报酬？支付报酬的标准怎么定？实际上，给作者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作者是出版行业的衣食父母，从这个角度讲，出版方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处理这个问题，实现双赢，在一种合理、理性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教材的情况很复杂，多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少的可能几千字、上万字，而且中间动态很多，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付酬问题？法律许可的标准又不可能做成一部百科全书，有１００种情况就定１００个标准，这样使用者和权利人都难以操作。需要采取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情况，可以参考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做法，也包括我国香港、台湾的一些做法，尽可能地简化付酬方式，便于操作。比如说原来的稿酬加上版税，讨论的比较多，但这种方式实际上运作起来很乱。我们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方法要可操作，标准要合理。

    出版社整个成本的增加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换一个位置思考，教材中选用的不管是摄影还是美术作品，都带有示范性，即使再多产的作家，一个作品被10本教材选用，我觉得已经非常罕见了，按照现在的标准，3年一个人最多也才拿到３０００块钱。所以出版社、权利人双方的利益都需要尊重。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制定出来的标准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而且在以后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就会得到更多作者的支持。

    （王自强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