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文如此，翻译亦然。翻译家杨绛先生曾说过，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另一方面还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著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如此看来，好的翻译并不比写作轻松。近年来，从大量的名著重译到《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热卖，从国外最新电影相关小说的迅速推出，到每年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推荐，图书市场上的外国文学作品不断丰富。但是，这些翻译有多少能达到杨绛先生的上述要求？最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文学翻译类获奖者为零。而前两届鲁迅文学奖翻译类也都没有评满5个名额。这一现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翻译的关注。就当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著名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叶廷芳先生。

    青年译者欠缺母语功力

    “老一代翻译家逐渐故去，中青年译者普遍汉语功底欠缺。”叶廷芳首先谈到文学翻译的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几代翻译人的外语水平经历了由强到弱再变强的过程，而母语水平却在不断下滑。“老一代译者从小学、中学就开始学习外语，他们那时是真正地将外语作为外语来学，即使后来没有学过专业外语，但凭着中学的功底与后来的努力也能成器。与老一辈相比，我们这代人中学也学外语，但如果大学不进科班，或不接着自学，很多人都不会用外文。那时候都觉得国家历史上成了半殖民地，许多人意识深处都有学外文的‘原罪’感，学外语氛围不好。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北大西语系念书，这个系在许多人心目中有‘崇洋媚外’之嫌，不是什么光彩事。一次见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匆匆去饭厅吃饭，不小心稍稍碰了一下别人，说了声‘I’m sorry！’那个被碰的同学马上就轻蔑地骂了一句：‘放什么洋屁！’由于那时各种运动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们这代人普遍外语学得不是特别扎实。”与当今的年轻人相比，叶廷芳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现在，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新的媒介传播也使信息交流更迅捷，中青年一代译者的外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为什么少有精品翻译出现呢？叶廷芳觉得问题就出在母语功力上。

    叶廷芳认为，老一代译者普遍母语底子较好，他们在小学、中学就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文功底。今年初，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去世，叶廷芳在总结钱先生的翻译经验时说：“钱先生小时候读的是私塾，《论语》《孟子》等读得很熟，尤其喜欢《左传》，他自己说当时就背得‘滚瓜烂熟’。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这种古文功力，叶廷芳说自己这一代译者无法达到，现在的年轻译者甚至比他们更差了。“任何国家都存在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差别，如果古代语言功力好，在现代语言中加入某些通俗的古语，就会使文字有一种厚重感。年轻人不重视母语功力的提升，文字的色彩明显就淡了许多。”

    过低稿酬导致人才流失

    “翻译千字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少不了大半天。而千字翻译稿酬只有五六十元，仅仅与北京大学生一小时的家教费相当，而与职业的家教相比，只相当于他们的四分之一！可是如果是中译外，则是每千字300-500元，差别何等悬殊！不是说中译外的稿酬不合理，而是外译中的稿酬太不合理！过低的稿费使译者难以用心翻译，或者不愿意翻译，造成不少优秀翻译人才的流失。我现在仅仅为了配合研究才搞点翻译，因为我不愿意受那个‘剥削’。”对于当前翻译的稿酬情形，叶廷芳如是说。

    翻译的稿酬也并非一直都这么低。据叶廷芳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叶水夫先生翻译《青年近卫军》，获得6000元稿费，他用这些钱在北京皇城根买下了一座像样的四合院。“到80年代，我跟水夫先生开玩笑说，现在您翻译300部《青年近卫军》也难买一座四合院了！今天，恐怕翻译3000部也难买到一座四合院。上世纪50年代，翻译千字的稿酬可买15-20本书，现在呢，只能买一两本书！新译者仅能拿五六十元，老译者不过七八十元，我的翻译也就这么多。翻译的稿酬大都按字数计算，一次付清，图书畅销了，即使出100万册，译者也都没份。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社不多，现在已经有几百家了。一些新成立的出版社在业务、技术水平上都没有经过较好的训练，敬业精神不强，甚至尽可能克扣译者的稿费。据说有的出版机构每年还要开会，统一口径（实际上是一种攻守同盟），规定新译稿酬千字不得超过60元，旧译的不许超过30-40元。译者都是个体，是绝对的弱势，出版机构这样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克扣译者稿酬，不啻一种明火执仗的剥削行为，是对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对于目前不合理的稿酬制度，叶廷芳显得有些气愤。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出版社，名目繁多的文化公司、图书策划公司的大量介入，又造成了译者稿酬的继续下降。叶廷芳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出版界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文化公司或图书策划公司，他们一方面使有关出版社变成懒汉，一方面又与译者争饭吃，想方设法把买书号的钱从译者那里扣除。本来是两个人吃饭，现在变成三个人了，‘僧多粥少’，稿酬自然更低了。”更有甚者，按照过去的惯例，字数的统计以版权页所标为准。但现在有的文化公司则用电脑计算，得出的数字可能比版权页上所标要少1/5。“我的一个老同学，北大教授，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他的一本译作，按传统的计算方法有26万字，但文化公司给他标的版权页只有22万字。到算稿酬时，只有20万字了！问为什么？对方答：根据电脑计算的实际字数就这么多！”

    目前翻译水平下降的再一个客观原因是翻译家的社会地位低。叶廷芳说：“翻译界有个‘中国翻译家协会’，但它似有若无，而且与文学翻译家毫不相干。中国作家协会里有一些翻译家，但他们在其中是‘二等公民’！何以见得？你看全国作协有150多位全委会委员，你找得出哪一位是代表翻译家的吗？”

    优秀译者要有战略眼光

    “现在社会各行各业都浮躁，真正用心翻译一本书的很少了。”叶廷芳说。文学一步步被边缘化，翻译也难逃此厄运。许多新译者未经必要的训练，就急着上马。不少译者漫无目标，见什么译什么；或者缺乏眼光，选题盲目；或者很不专业，今天文学，明天经济，水平自然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重译经典成为一些译者讨巧的办法。现在的图书市场上，《红与黑》已经有20来个译本，《浮士德》也有10来个译本。对于经典重译，叶廷芳基本持支持态度，他说：“恰如其分的翻译几乎不可能，比如口头语、谚语、双关语和某些术语的翻译就很难，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一遍一遍地琢磨。但越是重译，功底应该越过硬。过去有些译者过多强调自己的风格，却不太顾及原著的风格。这也包括某些名家的翻译。傅雷的《高老头》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文风格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巴尔扎克跟罗曼·罗兰两个人的风格不完全一样。按照“信、达、雅”的要求看，“信”也应包括语言风格的一致。因此经典还有再翻译的空间。有前人的翻译作为参照，可能译得更好。现在辞书也比以前修订得更好了，词语也推敲得更准确，词汇收集得更丰富。翻译的总体水平是在前进的。但如果缺乏语言功底，为了商业利益找几个译本去拼凑，则是糟蹋经典。拼凑也许能做到不会有大错误，但肯定翻译不出传神的风采来。因此我主张出版社必须把关：如经典重译，必须物色资深翻译家，而不应让那些初出茅庐的新手来抢译。”

    叶廷芳说，翻译队伍中常见两类人。一类是被动型的译者。他们对翻译的作品没有选择，有什么，译什么；出版社叫他译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另一种是自主型的翻译，他们不盲目接受任务，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价值判断来说服出版社接受他们的建议。他说：“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需要有战略眼光。什么是值得翻译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语言风格、艺术特色对读者是否有启示？估计是否会在读书界引起反响？是否有市场？这些都需要考虑。”

    叶廷芳以研究和翻译卡夫卡、迪伦马特在读者中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他刚参加工作时，比较感兴趣的则是诗歌。“‘文革’结束后，我有一个科研计划，首先是研究海涅。后来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说，不要搞研究的研究，不要搞死人的研究。也就是说要关注当代的、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这启发了我，就把翻译卡夫卡、迪伦马特这两个现代主义作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我还是《世界文学》的编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但我一直以专业的研究自命，把研究当作主要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卡夫卡、迪伦马特的作品都有人翻译过，但当时都是奉命翻译，作为内部发行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作为正面来肯定，叶廷芳是做得比较早的。除了翻译作品，叶廷芳还论述了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迪伦马特的作品翻译过来马上就被京沪戏剧院团搬上了舞台，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过士行就从迪伦马特创作的悖谬思维中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前年瑞士苏黎世大学授予叶廷芳名誉博士的称号，主要理由也是因其最早把西方两个重要现代主义作家推荐到中国来。

    以研究者的态度、战略家的眼光从事翻译事业，叶廷芳的翻译经历值得当下翻译者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