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不能挽留青年的艺术,注定不会保持旺盛健康的生命。然而,尽管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全世界的戏剧界都明白,戏剧创作却仍然没能避免在这个文化生产繁荣的时代“激流勇退”,因青年剧作家队伍的匮乏陷入全球性“剧本荒”的尴尬。“时代是年轻的,青年剧作家比他们的前辈更理解当前的时代”;“我们目前的危险在于,戏剧生态出现了一流的演员、二流的设计、三流的导演和末流的编剧”;“我们的使命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戏剧结构”……10月18日至20日,当这些意见在首届杭州国际青年剧作家论坛上被来自各国的青年剧作家代表提出时,有关“青年剧作家现状与使命”的讨论也再一次被摆在业界的面前。由青年剧作家们厘清自身从业的困难与前景,或许并不足以为问题的解答提供直接的结论,但却无疑能为之后的关注和思考提供更多新的角度。
在剧场中提问并学习
维也纳的菲利普堪称此次青年剧作家论坛中最受众人羡慕的一个。“德国年轻剧作家的生存现状非常好。德国有着悠久的戏剧传统,200多个剧场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补贴,青年剧作家的创作因此拥有优越的演出环境。”菲利普说,“不仅德国本土,整个德语区都是如此。有很多专为剧作家设立的奖项、比赛和工作坊。青年剧作家可以通过获奖、参加工作坊,获得为不同剧院创作剧本的机会。此外,我们还有几所专门教授编剧技巧的学校,这意味着当年轻人对戏剧创作感兴趣时,就可以去学习剧本创作。”但是菲利普并不认为学校的学习能够为青年剧作家的成长带来实质的帮助,关键是要让他们“在剧场中提问并学习”,这是他的观点,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从业经验。
相比之下,来自意大利的安娜就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对戏剧的投入是欧洲各国中最少的,其中一半还拨给了歌剧院,剩下的则投入公立剧院,而公立剧院却很少创作新作,这就意味着用于培养青年人才的投入几乎为零。”安娜说,“如今在伦敦,编剧新手的剧作仍有机会在皇家剧场上演,而意大利文艺资金的锐减却使得新作很难推出,青年剧作家的创作机会少之又少。”编剧的尴尬还不止于此。“在英国,当别人听说我是编剧,会艳羡地叫一声‘哇’!可在日本,当我说自己是编剧,则有人问我,‘那是什么?’”日本的土田英生说,“我们基本上没有专门培养剧作家的教育机制,青年剧作家想要成才必须擅于推销自己,像乐队那样以非专业的方式组建剧团、招募演员,争取赞助进行小型演出,获得好评后才有机会在更大的剧场演出,进而受到商业戏剧制作人的关注,接受他们提供的职位才能成为专业剧作家。”
由此可见,无论环境优劣,青年剧作家的成长与剧场演出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盼望通过不断的剧场历练,发现问题进而在创作上有所进步。尽管很多时候,青年剧作家的作品搬上舞台并非易事,但那些未能及时登台的剧本仍然有通过实践改进的机会,新加坡在这一点上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新加坡设立过很多如‘剧本实验室’、‘剧本创作室’之类的机构,鼓励年轻剧作家创作,通过工作坊、朗读会、操练营的形式,组织戏剧创作实验,邀请演员、导演和编剧一起排练、修改剧本。”新加坡的李集庆说。尽管这些做法很多是非正式演出的方式,但某种程度上仍能实现文本与实践的对接,激发创作者更好地完成作品,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从中脱颖而出搬上舞台。
资本是创作的敌人?
在很多戏剧前辈的眼中,过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使很多青年剧作者迷失了戏剧理想,俯首于粗制滥造的娱乐创作。而对于青年剧作家来说,有关戏剧商业化、娱乐化问题的思考,却不止是否坚守理想和品格这么简单。来自香港的庄梅岩认为,戏剧创作是一条朝圣的道路,理想与现实的抗争是每个青年编剧在创作中都要体会的滋味。在香港,每一部剧作很难有机会重演,所以剧作家依靠版权生活的可能性很小。“于是青年剧作家们要想生存和成功,就只能被迫频繁地为演出提供文本,同时还要肩负娱乐观众的责任,这样是否能够产生伟大而美好的作品当然很值得怀疑。”庄梅岩说,“但任何健全的戏剧环境都应该有相应的商业演出,政府也应慢慢考虑依据上座率来拨款扶持创作。能否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力的勇敢的剧作家,需要我们对理想的坚持,但也不能不寄望于政府和社会对青年剧作家的持续性关注,不要让有才华的青年人因为无以为继而离开戏剧阵地。”
正如庄梅岩的无奈,很多青年剧作家其实都认识到纯商业化创作倾向的危险,他们的理想与信念并不像表面环境所显示的那样浮躁或浅白。来自韩国的朴尚元直接将资本称为青年剧作家寻找创作主题之外的另一个“敌人”。“当我们从制作架构的角度来审视戏剧业时,会发现戏剧制作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阻碍不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而是资本。”朴尚元说,“当代青年剧作家应当肩负起揭露资本真面目的使命。”在朴尚元看来,与资本对抗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要努力探索与西方古典戏剧结构相抗衡的新式结构。“在欧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古典主义戏剧实现了全盛。资本主义奉行‘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法则,在这一点上根植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戏剧理念与资本主义不谋而合,其核心正是主角与对手之间的斗争,本质上都不会脱离冲突。这导致如今的制作人和观众往往重战争、轻和平,喜邪恶、厌和睦。他们更喜欢在帮派斗争中死亡的桥段。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抵制当前所谓的西方主流文化现象,为时代构建新的戏剧语境。”
尽管朴尚元的看法有稍显激进的倾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消费习惯的改变,资本对于戏剧生产的介入已是不可逆转的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代戏剧运作的环境离不开资本运营,而对抗商业化创作的唯一途径只有改善戏剧自身的创作模式,拓展创作领域,开阔创作视野,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资本的掣肘,由追逐资本转向被资本追逐。对此,来自上海的青年剧作家喻荣军认为:“中国戏剧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政府也给了我们许多平台,相较于许多国家,我们何等幸运,对于环境我们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是对于创作,我们可改进的却有太多:主流戏剧视野不开阔,题材与样式单一、雷同,缺乏创新与实验精神……我并不反对现实主义戏剧,但我们不能仅仅只有现实主义,反观国外层出不穷的戏剧创新,我们应当反思自己,在这样幸运的环境下,究竟做出了多少有关戏剧精神、使命和内涵的努力。”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