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2日，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趁着头脑还清醒，萧乾给他的“老巴”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他说，他“时常想念”巴金。信的最后，他犹有不甘地说：

    我也写不动了！太早点！

    虽然需要坚忍地承受着世俗的个体生存的宿命，虽然，会挟带着命定的太过沉重的负荷，但是，从心底深处升起的书写的要求和超越的追求，毕竟是一种真的存在，一个深沉而又单纯、热烈而又执著的念愿。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萧乾先生外表平和、温厚、可爱、亲切，内里却有某种智慧、闪光、镀金的东西。它与知识分子主题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1957年，萧乾被划为“右派”。他是因言获祸。是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和‘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成“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

    萧乾于1979年2月由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平反，确认1957年的“右派”属于错划。他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1986年7月，萧乾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89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记得还是在此之前的1985年，我有幸结识了萧乾。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他的朋友。

    大约在1994年春夏之际，忽然接到萧乾给我的一封信。信不长，意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通读一下。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和商容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把那本16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利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萧乾喜欢西洋音乐，其中相当多的竟是宗教音乐。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古典名曲，像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赛亚》，都使他沉迷不已，流连忘返。萧乾的这个爱好，自然和他与宗教的不解之缘有关。他读书时，上的是教会学校崇实中学。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当年经常到他家，他的写字台旁和餐桌边，都有一个收音机或收录机。他告诉我，他吃饭或闲下来的时候，每每总要打开收录机，将自己浸沉到圣诞歌曲的旋律中去。他就在一派静默之中，将自己沉入种种遐想之中。他会去咀嚼、回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底蕴，会去想象“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境界，甚而在一片宁谧静穆的斑斓中，他也会去追问灵魂的有无这样叫人很费思量的问题。这方面，他探询、思考的确实很多。譬如，说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是从政治上否定宗教，那么，从科学上呢，科学意义上又该如何认识、判断呢？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作为一种手段是一回事，宗教作为一种本体（宗教作为宗教）又该是怎样一回事呢？世界最终会往何处去，人类最终命运又复如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消说，萧乾本人当然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这类思考也远未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地步，事实上，有些思考在他仅仅是一个闪念一种回想而已。然而，正如阿多尔诺所说，“被思考过的东西会被窒息、被遗忘、被冲淡。但是，不可能回避某种东西还存在的事实”。

    1999年2月11日，萧乾因肾衰竭导致心脏衰竭，于下午6点去世，享年90岁。萧乾作为老知识分子，即使晚年长住北京医院，仍关心国内外大事，时时写作，发表自己的见解。现在他观察、回忆、思考并写完了、跑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圈，心中的记忆以至一切烦乱欲利都被荡涤一空，吸着北方初春清冷醇浓的空气，他一定走得很宁静。

    2月24日参加完他的追悼与告别仪式，翻读着当时新出的仍发散着油墨香的10卷本《萧乾文集》，木然看着书上附的老照片，断续回忆着我和他的交往，很奇怪，我的心里怆然响着低缓的乐调的时候，突然升起一种感慨，觉得离去在新世纪门槛前的老人，走得其实还是太早了。

    《萧乾文集》300余万字，篇幅并不算太大，但其及时推出，于萧乾和熟悉、了解他的人说来，至关重要。它是跨越破裂时间的桥梁。其中收录的1929年发表于《燕大月刊》的小说《梨皮》与《人散后》，是不久前新发现的，此次正式确认，将他处女作由原来的《蚕》向前推了整整4年。更具意味的是，在20世纪，他不倦地写，使他的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见证了一个世纪的历史，他的一生折射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也曾停笔不写，长达22年，一个巨大的空白隔开了过去和现在，但他重新拿起笔，在新时期20年里，格外珍惜生命的这一机缘，写作不辍。也可能他太忠实于对往昔的记忆，也可能他对中国的心太重了，文集10卷，竟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写于晚年这20年的。这简直是对一个人生命潜能的挑战。1月27日，在他90寿辰之际，有关方面举办了“萧乾文学生涯70年暨《萧乾文集》出版座谈会”。会上，人们坐在一起谈论萧乾其人其文时，对此尤为啧啧称奇。这真是太复杂又太简单。堪称一次人生的壮举。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于会前专门给萧乾写了贺信，信中写道：“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的文学、新闻、翻译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当时同在北京医院病榻的冰心，在给自己一直昵称为“小饼干”的萧乾（萧乾原名萧秉乾）的贺信中，深情地说：“你今天90岁了，祝你生日快乐。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弟弟。我的眼前常浮现出你当伙计时到我家送稿费的样子，你那股调皮劲儿一辈子也没改。当年的小伙计成了大作家，出了10卷文集，祝贺你。”世纪同龄人冰心老人，此后不久也溘然长逝。而大萧乾5岁、远在上海的巴金，在贺信中写道：“听说你出了10卷文集，很欣慰。要是你年轻时像70岁以后那样勤奋，写得会远不止这些。你是有才华的。”这些贺信，角度不同，言词各别，但字里行间，却都浮动着一种深沉的亲切。总理的信是亲笔贺信，影印发给了每个与会者，但两位文坛老人的信，却是别人代笔的，这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其实，我还确切地知道，冰心老人早就有专文写过这个她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便已熟识了的“小弟弟”，可是巴老却并没有文章专写萧乾。萧乾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巴老写写他，这是萧乾长久寄寓心间的一个隐秘的心愿了。可惜现如今已经永远不能实现了。

    今年适逢萧乾诞辰100周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周蔚华总编辑和费小琳、杜俊红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之下，出版了《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一书。这本书的不少片段有轻的一面，但岁月留下的沧桑的锐利痕迹，尽在其中。

    我相信，拙著所唤起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回忆。萧乾的人生轨迹背后所揭示的是一种在君临万物的话语和结构下无奈的宿命，而其思想、精神传奇，和当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真正需求、选择传统则有很大关系。表面看来是挣脱了所有的惯例，独树一帜，实质上是以共同的严肃的方式和传统，维持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忠诚。这样的思考与探索的顽念是被和一个传统以至眼前的今天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去想和写，才有了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