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时代过去了。

    曹禺的时代也过去了。

    他们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戏剧，还在变化中延续。

    没有了巴金、曹禺的中国文坛和剧坛，仍然需要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

    这也许正是出版曹禺致李致的这３８封书信的意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的双子星座，巴金和曹禺的友情是那样的浓烈，那样的真挚感人。对这一段７０年的生死相交，曹禺在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７日给巴金的信里做了这样自然生动的概括：

    “我八十二，你八十八？加在一起，有一百七十岁，我们还在不断通信，这是多大的幸福。芾甘，你使我感到幸福，你是我的真朋友！老朋友！”

    他们之间不仅是朋友之交，而且是通家之好。在巴金和曹禺的家人之间，在曹禺和巴金的家人之间，在两人的子女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暖融融的心灵关系。

    曹禺给巴金的侄儿李致的这些书信就是一个例证。

    这并不是单纯的私人之间的书信往还。这里有前辈对后辈的关心爱护、肯定鼓励，更有两代人对国家、民族的文学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等等的真诚的热爱和无私的付出。这里流贯着曹禺的也是巴金的精神——维系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的精神。

    通读这３８封书信，我强烈感觉到乃至触摸到了曹禺晚年的一颗不宁的心。在曹禺的内心深处，始终翻滚着痛苦。用女儿万方的话说，“痛苦是他的天性”。（《灵魂的石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痛苦源自时代和社会的残忍和冷酷，源自他对人类的怜悯。这种痛苦如心灵的魔，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中“郁热”地搏动。50年代初以后，他的痛苦则与政治化的艺术大气候有关。他无形中受到了束缚。尽管他也写了《明朗的天》《胆剑篇》，但他自己深知，观众在这两部戏里，没有看到当年那个天才，没有看到那个天才的激情奔放的华彩乐章。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终于使陷于绝望的曹禺听到了春雷滚动的脚步。然而，新的痛苦随即相伴而生：他又被安排了许多职务，他又陷进了无穷的会议和外事活动之中。这时，他强烈地感到一种创作的冲动，同时，又强烈地感到自己老了，写不好了，写不出来了；即使写出来了一些（如《王昭君》），他又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这时的痛苦，源自焦虑，源自一种急于写出东西来而客观、主观又决定了他不能写出来的矛盾。从他当时写给李致的信中，可以读到这种状况和心迹：

    “在京事仍杂乱。但赴沪也未必能闲下来，大治之年，还应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些工作，但总以干本行写剧本为是，不要弄些少慢差废的事情缠住自己。”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信）

    “我实在忙得可以，不仅是各种会要开，而且各种必需写的东西要写。天天欠债，天天焦头烂额，……”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信）

    “近来事多，我愿少理，终于拉去，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今后，尽力杜绝琐事，致力于《戏剧集》，并补写《桥》的一半。如可能，写点独幕剧，试试，究竟如何？尚不可知。总之，时间不多，年过七十，若再不赶写点东西，将遗憾终生。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信）

    字里行间，透出他的无奈和焦灼。这是一位真诚的、有才华的艺术大师的良知和创造欲望交织成的冲动。记得，当年有艺术家在眼见春回大地而镜中的自己却已满头白发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曹禺当时的心境，庶几近之。

    巴金的心，始终是和曹禺相通的。巴金能理解曹禺，总对曹禺说知心话。就在李致和曹禺通信的同时，李致的四爸巴金在１９８３年给曹禺写信提出忠告：

    “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重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该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转引自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此类的真心话，巴金不止一次给曹禺说过。这一点，可以在曹禺给李致的信中得到印证。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给李致的信中就说：“巴老总是关心朋友，病中还嘱你出书事。其实，使我最着急的，倒是目前，迟迟未能动笔，不能早些把《桥》写出来，使他徒徒关心，不见成果，觉得对不起他。”这使曹禺无奈、焦灼、痛苦。他心里是有真宝贝的，然而，种种绳缕缚紧了他，他有无法解脱的痛苦。

    巴金自己努力在晚年给后人留下了5集沉甸甸的《随想录》，他鼓励曹禺“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曹禺也强烈地希望自己多写一些东西，并努力挤出时间创作。据万方说，多年以来，她爸爸手边一直有好几个笔记本，里面记得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如《黑店》《外面下着雨》《岳父》等戏的提纲。巴金和曹禺两人，不，他们那一代艺术家，将自己心中的艺术与自身生命的价值看作是一个东西，一个同样神圣的、圣洁的东西。曹禺给李致的38封信里，有一段我以为最重要的话，那就是：

    “一生总想写一点确有点水平的东西，而今，都有思疲力竭的样子，很不甘心。

    这几天，病下来，知时日不多，确是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有点东西，拿出来，而不是在于取求什么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

    生命诚可贵，创作价更高。这创作，主要并不为钱，更应当与老板的钱袋和官员的权势、政绩无关。从这些书信里，我感悟到什么是生活的最好方式，什么是真正健康幸福的人生，什么是生命的力量。同时，我也为曹禺最终未能写完《桥》，最终未能写出多年想写的作品而遗憾。当然，没能写完和写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更值得后来人深长思之。

    通读３８封书信，我强烈地感觉到巴金、曹禺那一代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认识即“拿点东西出来”的朴质踏实的劳作精神，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准确地说，在后一代人的身上，再一次令人欣喜地展现了出来。我觉得，收信人李致代表着一代人，起码是当年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那样一群人在与曹禺对话。在这场延续多年的对话中，曹禺则代表着老一代作家，起码是一批名作家——两代人，一条心，一股劲，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辛苦操劳。这些信就是直接、间接的生动记录。

    “你真能追，居然把我追到上海，也不放！

    真是了不起的出版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

    这也许是曹禺对李致的第一印象，应当说，这也是曹禺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体印象。曹禺的这句话，把人带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前期的四川出版界。那时，无数的文艺书籍仿佛洪峰突至，国内外经典作品如甘霖滋润着整整饥渴了10年的中国读者的心田。在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致的主持下，四川出版人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一批老作家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近作一部接一部在四川问世，规模宏大的“现代作家选集”陆续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向曹禺约稿，并慎重决定在精心出版《王昭君》之后，迅速而隆重出版《曹禺戏剧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致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实实在在的办事作风和办事效率，尤其是他们纯朴、真诚、热情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曹禺，他放心地将《曹禺戏剧集》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由此与他们结成“生死恋”。细读这期间曹禺给李致的信件，整个出版过程及其细节历历如在目前。

    回到曹禺信中所说的“出版家”3个字。这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一个出版社的评价。而且，不只是曹禺个人的评价，而是包括一部分老作家在内的众人的评价。著名诗人、学者冯至就盛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深知，这不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老一辈作家对出版事业的呼唤。30年过去了，这一评价仍然值得回味。我以为，出版官与出版商、出版家之间并不矛盾。今天的出版界领导，自然要赚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出版商，应无贬义。然而，在赚钱之上还有一种更大的目标：发展文化，净化心灵，建设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应当同时是出版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官、出版商、出版家，他们身上都应当具有由巴金、曹禺倡导，并由四川出版人继承下来的“生命的意义在于有点东西拿出来”的精神。

    在某种程度上，“生命的意义在于有点东西拿出来”这句话具有普世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