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星期五，还要再过10天才是清明节。但是没关系，我愿意在安静的环境里和爸爸呆一会儿，临近清明节的时候就不可能了。果然，万安公墓前的停车场只有两三辆车。我买了4盆花，其中两盆是松树，或者是一种像松树的小型植物。卖花人好意地借给我手推车和扫帚，我自己带了水和抹布，好了。
春节时我妹妹从国外回来，来墓地看过，那次我忙，没有来。我爸爸的忌日是12月13日，所以我冬天也来过，郊外的墓地格外天寒地冻，但3月末的这天阳光很好，四周发散着一股春天的气息，使我的心情也染上了自在温柔的颜色。打扫干净之后，放好花，我退后两步，站在墓前，每次都是这样，我告诉他一些事情。
我先告诉他，我写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就要上演，这次是苏蓬导演的。啊，是小蓬蓬吗？！他惊异地笑了，这是个让他高兴的消息，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在他眼里我的儿子苏蓬是个懵懂可爱的小男孩儿，也许永远都是。我又告诉他，蓬蓬把他用过的轮椅拿到排练场去了，因为戏里的一个角色需要坐轮椅。演出时他的轮椅将和演员一起上场，那么爸爸，你也参与了我们的创作，你又回到了舞台上，怎么样，你是不是快活极了。
多么奇妙啊，这一刻！我觉得我真的能和他交流，进入生命的另一种维度。我们年岁越长，死者和生者的模式就越发奇妙，似乎有那样的一处，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这里和那里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静止的，我们在一起。可惜，太短的一瞬，转瞬即逝。
我站在墓前，这次要和他说的事情比以往多。今年是我爸爸的百年诞辰，要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北京人艺要演他的4个戏，老家潜江要举办曹禺文化周，天津要开学术研讨会，肯定还有别的我还不知道的活动……等等，哪四出戏？
我听见了他在问我。
《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我告诉他。
寂静中，阳光在枝杈间无声地摇曳，我知道一切皆源于想象。于是我展开想象，试图揣摩他的反应，他的心情。我感到自己在被人注视，灼灼发亮的目光穿透泥土，穿透花岗岩的基座，穿透黑色大理石，继续穿透，穿透我的身体，带给我一股灼热的感觉，然后穿过我，穿过死亡和时间，彗星一般……
爸爸，我明白你，其实我早就明白，一直明白，这才是你最想知道的。戏，演出，剧院，舞台……
每次你迈上首都剧场的台阶，一定有人迎上前搀扶你，因为你总是那么急匆匆，几乎要摔倒的架势。当初只有你自己知道匆忙的缘由，现在我也知道了，因为你来到你真心热爱的地方，心中充满期待和关切。从这里回望的话，路途很遥远，很难望到头，从天津的小白楼，一个愤懑的少年……不，我不想说得太远，我没有能力连贯起你的一生，你是那么复杂，又那么纯粹。不说这些吧，在开演的钟声响起之前，你已经走进剧场，坐到观众席里，等待着，等待着大幕拉开……
这时在剧场外面，售票处，有一个场景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到了，我相信这是你非常关切的，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个青年站在柜台前，察看着电脑显示的坐席位置，挑选了片刻，做出决定，“就要这两张吧。”他摸出钱包，拿出现金或是卡，买了两张《雷雨》的戏票。
从你23岁写出《雷雨》，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我认为这正是衡量一个戏好坏的标准，看它生命的长短。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编剧努力想做到的，让自己写的戏生命更长一些。我难以想象大幕一关或灯光一熄灭就迅速从观众心中消失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你教给我的标准。我接受，不管多难。否则我就不去写话剧。
这些话我没有和你说，因为这是我要面对的，不是你的事。我很想感谢你，作为你的女儿我没有太多的困扰，因为你的作品完全能够替你说话，无须其他。
在我爸爸的晚年，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那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那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那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而站在他的墓前，我的心渐渐变得轻快，阴影尽消，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自由了。
小路上走过来两个人，我想她们也和我一样，喜欢安安静静地扫墓。我微微迟疑了一下，叫住了她们：“对不起，能请你们帮我照张相吗？”
她们没有二话，答应了我的请求。从眼神里我看出她们知道曹禺是何许人，她们很高兴帮我和我的爸爸拍照留念。但她们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微笑，认真地拍照，礼貌地接受我的道谢，然后离开。是的，就是这样，你们的爸爸也许是妈妈，和我爸爸在一起。我们爱他们，想念他们，来为他们扫墓。
这篇文章不是在扫墓之后写的，当时我丝毫没有写文章的想法。7月里“人艺之友”的编辑给我打电话，约我写一篇纪念我爸爸的文章。别的约稿可以拒绝，但北京人艺不同。我坐到电脑前，扫墓的情景自然而然出现，我想没有别的原因，因为那天我和爸爸离得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