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被任命为院长，直到1996年逝世，在半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者。
北京人艺之所以成为一个蜚声世界的剧院，能够成为一个独具风格、自成一派的剧院，与曹禺先生是分不开的。
曹禺是北京人艺的缔造者、组织者之一，自建院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剧院的建设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以说，他把自己大半生都献给了北京人艺。
曹禺对于北京人艺最重要的贡献是同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山尊一起制定了北京人艺的建院方针，把北京人艺办成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在艺术上有严格要求的剧院，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的剧院，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世界第一流的剧院，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
此后，他始终坚持这样的建院方针，并不断加以完善。1954年7月3日，曹禺在全院大会上作报告。他指出，“我们是北京的艺术剧院，因之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一些，我们要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贡献，一定要培养出国际水平的艺术家来。”谈到建立剧院的风格，他强调：“一个没有性格的剧院，群众一定不会喜欢。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剧院也算一枚‘花’，一个‘家’，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树立我们剧院这一派，这一‘派’是要靠导演、演员、舞美及全院各个方面的具体行动来创造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对于北京人艺，曹禺心中是有规范的。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剧作家，他的艺术修养，他的识见，使他在把定北京人艺的演出剧目和演艺水准上，都有着他不可降格以求的标准。因此，在建院后他十分重视演出剧目。以他的地位和名望，以他的眼光和识见，邀请最知名的剧作家为北京人艺写戏，使北京人艺演出的剧本保持高标准高品位。也正是由于曹禺先生的身份和热忱，才能请到郭沫若、老舍、夏衍、田汉等为剧院写戏，这是北京人艺得天独厚的地方。像曹禺这样全国知名的剧作家担任院长，他能够为了剧院亲自登门求稿，确实表现出他求贤若渴的风度。正是在演出这些大师的剧作中，不但提高了北京人艺的声誉，也有助于形成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正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剧体系一样，北京人艺也在演出“郭、老、曹”的剧作中形成了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譬如，邀请郭沫若为剧院写剧本，曹禺往往亲自上门拜访。为了《蔡文姬》，不仅两次到郭沫若家中拜访，更亲自参加剧本的讨论，以及对排练的关心，提出他的意见。对老舍先生，他同样尊重有加。以《茶馆》为例。尽管，当时还是一部没有定名的剧作，他就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到剧院来，并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刁光覃、夏淳等人一起听老舍先生读剧本。此剧主线写秦氏一家人的命运，从“戊戌变法”开始，一直写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普选。其中第一幕第二场的戏是发生在一家茶馆里。曹禺等人听后，一致认为其中茶馆一场写得十分精彩，气魄很大，人物众多，且个个栩栩如生。二十几分钟的戏，生活气息浓郁，情节动人，色彩斑斓，是大手笔的写法。大家建议老舍先生以这场茶馆的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这部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先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说：“仨月后，我交剧本。”
曹禺先生的学者胸怀和虚怀若谷的态度，对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对于全院的团结，都成为一种凝聚的和吸引的磁石。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都把曹禺视为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有他和焦菊隐这样学者型的院长，使北京人艺形成一种艺术氛围，一种艺术传统，甚至积淀为一种艺术基因。
曹禺对于焦菊隐和赵起扬的尊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信赖和支持，是北京人艺成功的保证。曹禺每提到他们，就由衷地称赞。曹禺对于总导演焦菊隐的信赖、尊重和合作，可以说是一个剧院院长同总导演关系的杰出榜样。他对于焦菊隐艺术实践和艺术创造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对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地位和作用历来给予很高的评价。曹禺和焦菊隐的合作，是在艺术上心心相印的合作，是真诚的艺术家的合作，也是学者之间的合作。这里绝没有丝毫的私心和一星一点的嫉妒。他不止一次地在剧院的院务会和党委会上，屡屡提到焦菊隐对剧院的功劳和贡献。
还在建院之初，《龙须沟》演出成功之际，曹禺就在一次全院大会上，对焦菊隐的导演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焦菊隐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剧院发展的意义。他说：“自建院以来10个月里，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我们剧院还是一个‘幼稚园时期的小孩子’，离上轨道还远得很。现在我们在各方面都还不是很健全的，我们不同于丹钦科和斯坦尼，没有一定的体系，没有一定的章法。我们剧院要站得住，就应该有良好的表演艺术传统。《龙须沟》可以说是焦先生初步把我们引导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是有功绩的。但他的主要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为我们全体的演员导演所运用。这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他号召全院同志“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就是为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为实行工农兵文艺方针而努力”。要多“生产”（指艺术创作），在“生产”中逐步建设中国的剧场艺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当焦菊隐导演《虎符》进行话剧民族化的试验时，曹禺作为院长给予充分的肯定。曹禺在观看了《虎符》一至四幕连排后，在座谈会上就指出：“感觉是戏，调子舒坦，很有可为。最重要的是试验接受民族传统，这是一条新路子。这种做法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民族传统相融合。没有不调合的感觉。应有勇气做拓荒者，大量的试，大胆的试。然后删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在建院10周年的全院大会上，他再一次赞扬焦菊隐对北京人艺的贡献。他说：“剧院的导演们、演员们、设计们，大家朝夕相处，不知疲倦地探索钻研。你们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观众的肯定与赞扬。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到焦菊隐同志。他的辛勤劳动，他的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对剧院、艺术的发展，对剧院风格的建立，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影响将是深远的！他的许多成就，对国家话剧艺术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多年后，曹禺称赞焦菊隐说：“他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创造了富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剧。它是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造者。”在这些真诚的称赞中，可以看到曹禺对于焦菊隐的尊重。而这些正是北京人艺在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
在对待焦菊隐上，不仅展现着曹禺的艺术胆识，更可以看到他宽广的艺术胸怀，以及一个伟大艺术家高尚的道德情操。
如果说，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合作成功地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创造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那么，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的合作，则成功地创办了北京人艺并缔造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在中国话剧史上将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曹禺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重视培养尖子人才，他的目标是造就大批的导表演艺术家。在建院第二年的纪念大会上，曹禺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演出了《春华秋实》《龙须沟》《非这样生活不可》《雷雨》等多幕剧和十多个独幕剧。对这些演出，各方面领导、广大观众、国内国际的朋友都给予了肯定。他说，上海来的朋友曾对他讲：“你们的戏是朴实的，是出于生活的。”他指出，这是文艺整风、下厂下乡、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向生活学习所取得的成果。
接着，他大力肯定了组织工作者和行政工作者的成绩。他说：“一个戏从开始，经过排练到完成，都是组织工作者在进行着组织工作、思想工作，行政工作者在做着各方面的保证。”
曹禺提出：我们要经过努力，逐步积累保留剧目，“一个名符其实的剧院应该有自己的一批保留剧目”，要逐步实现总导演制，“总导演是全院艺术创造的总负责人”。要争取在5年内培养出一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导演，一批名符其实的演员，要使一批舞台工作人员成为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他要求行政干部要熟悉业务，懂得艺术，懂得如何为艺术创作服务，行政人员是管理人员，所以要随时“下车间”，要在5年内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制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令人感动的是曹禺先生同剧院艺术家的关系，他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总是把艺术家作为自己的朋友，是十分融洽而充满友谊的。他热爱这些朋友，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也对曹禺充满敬爱之情。曹禺从心中热爱着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
可以说，他对剧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剧院的大政方针，到剧院具体的规章制度，他都给予关心。譬如对于剧院艺术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他都有过十分中肯的要求。建院之初，曹禺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不仅极力主张建起自己的剧场，而且把资料工作也作为剧院艺术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必须设专人认真收集整理和保管资料。曹禺指出：如演员的日记，体验生活、创造角色的记录，导演的讲话提示等等，都要收集起来。在设专职人员之前，艺术处的领导先负责收集整理起来。《龙须沟》的资料整理出来以后，要交焦先生审阅修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从表面看来，似乎曹禺这个院长是“虚”的，但是，有曹禺在，北京人艺似乎就有着艺术神灵在。他的领导作用对于北京人艺来说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譬如对于舞台，对于演出，他有着绝妙而深刻的理解，他说：“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的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看见了万相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攻坚集——序》《曹禺全集》第5集第355页）这里，就可以懂得他对于北京人艺的感情、对于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感情，懂得他对于北京人艺这个戏剧殿堂的热爱。
曹禺说：我是爱北京人艺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北京人艺的全部的感情。有人说，曹禺先生是为戏剧而生，生来就是为戏剧的。他把北京人艺视为自己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