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关系的建构，对于中国美学现代性来说，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美学作为学科在西方是启蒙后建立知识体系的果实，同时也是对理性反思的成果。而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则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密切关联，这种转型的基本点是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向西方寻找真理，不仅选择性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而且接受了西方的方法和知识系统，并试图以此改造中国文化。中国现代美学就是在这种转型中建立起来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种种纠缠，都反映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中。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3位先生，被学界公认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代表了现代中国美学初启的3个研究路径，3种与西方的关系，3种学术成就。考察他们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路径，如何解决与西学的关系，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学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王国维：以西释中，初立中国现代美学范式
中国现代美学始于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１９０４年王国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篇之作。《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文学著作、具有现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美学文献。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以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融合中国老庄出世思想，创造性地阐发了《红楼梦》的美学意义。
王国维对西方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解。其一，他对康德的审美无利害与叔本华的艺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的方式的思想做了打通式的解读，主张艺术所以能使人解脱痛苦是因为审美的无功利性，这就对康德和叔本华做了无缝连接；其二，王国维引入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又指明《红楼梦》的审美在于壮美。如此，王国维启发性地连通了西方美学史上崇高与悲剧两个重要范畴，点明了它们在意义上的互涉；其三，他主张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具有道德意义，悲剧引发恐惧与怜悯，在于洗涤人的精神，为的是伦理学上之目的。艺术的审美价值系于道德价值。
王国维还企图在理论上融合中西。他把康德、叔本华的学说与老庄思想梳成一脉，按照他的看法，《红楼梦》反映的是叔本华式的悲剧——欲望的痛苦，是由男女之爱而引起的形而上学痛苦的艺术范例。《红楼梦》的伦理意义在于人生的解脱与救赎。痛苦的解脱之道是什么？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指出解脱在于出世而不在自杀，这就从叔本华走向了老庄。其实《红楼梦评论》的开篇就是以老庄关于人生痛苦在于肉身思想开篇的，这是因为王国维认为老庄与叔本华和康德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王国维的出发点是西方的，归宿却是中国的。王国维通过西方的理论方法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艺术现代价值的发掘与提升。
《红楼梦评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在文学批评中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这里的西方，具有多重的意义，西方的同时意味着是新的、现代的、逻辑的、哲学的。同时，王国维以西学改造中学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的，他认为：“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所以他引入西方的方法，以逻辑的论说方式取代传统的非逻辑的断语式的诗话模式，从而以现代思维方式创立了新的文学评论样式：以哲学理论思考艺术、以逻辑方式阐发意义的中国现代美学范式。
王国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之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便有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即宗白华方向和朱光潜方向。
宗白华：中西比较，阐发中国美学的独立意义
与王国维不同，宗白华（１８９７－１９８６）所面对的是新文化运动语境，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新儒家、西方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并立的局面。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争论对宗白华的文化主张发生了深刻影响。宗白华的基本文化主张是基于中西融合的创造进化。正因为融合中西的基本立场，宗白华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便是中西比较的方法。１９３２年发表的《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是宗白华第一次以中西比较方法研究美学与艺术，从此，他对中西艺术进行了持续的比较研究，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宗白华厘清了中西艺术精神的不同，为他的意境说作了理论准备。１９４３年他提出了意境说。在此之前，王国维境界说系统提出了艺术中情与景的问题。宗白华在王国维的基础上作了深度阐发。
什么是艺术意境？宗白华指出，“意境是造化与心源的合一，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的交融渗化。”但是，宗白华不是简单重复王国维主张的真情真景，而是强烈主张“意境是使客观景象作我主观情思的注脚”。也就是说，宗白华所主张的艺术境界是人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
宗白华强调人的主观生命情调对艺术意境生成的主导作用，背后是他的生命主义哲学观。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认为生命意志构成世界本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意识是生命之源，生命是心理的东西。这对宗白华的意境说强调心灵的主导性有重要影响。正因为看重主观情思的主导性，所以宗白华认为艺术绝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摹写，从直观感相的摹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是意境的3个层次。道、舞、空白构成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征。他认为：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境界特征，根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禀天地之气而生，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制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天地境界和生命之舞的合一，宇宙意识与生命情调的净化与深化，是中国艺术的至高境界。宗白华的意境说，完成了对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体系建构，实现了对中国艺术内在核心的提炼和升华。这得益于他的中西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建设来说，宗白华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中国现代美学中西学的移位，从理论建构的方法变成理论建构的参照系。从总体而言，宗白华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的比较。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宗白华一方面坚持求异思维，一方面对中国文化资源深度开掘，在求异和发掘中发现和提炼出中国艺术天人合一的内在精神。可以说，没有宗白华的比较研究，就没有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度发掘和现代转换。
朱光潜：西学本体，美学的普遍性视域的建立
朱光潜（１８９７－１９８６）与宗白华不同，他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探索美学问题，始终执著于西方美学的系统研究，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留学期间开始写作的。１９２７年写作、１９３３年出版的《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美学的处女作。虽然是处女作，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相当高的理论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还无人超越。其显著的理论特点是对西方悲剧理论、康德哲学和生命意志哲学的打通研究，对崇高与悲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讨论，“努力填补我们认为存在于美学当中的一大空白”。
朱光潜认为，悲剧感中能打动我们的事物，正如在崇高感中一样，其基本特征都是或在体积上超乎寻常，或在强力上超乎寻常。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我们似乎感到压抑、震惊，甚或威胁。在崇高感中，这样一种敬畏和惊奇的感觉的根源是崇高事物展示的巨大力量，而在悲剧感中，这种力量呈现为命运。像崇高感中的暂时阻滞一样，悲剧恐惧也只是走向激励和鼓舞这类积极情绪的一个步骤。它唤起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来应付不同寻常的情境。悲剧通过让人面对困难的任务而唤醒人的价值感。给人以充分发挥生命力的余地。
因此，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朱光潜得到的结论是：“悲剧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他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这应该是朱光潜在王国维之后对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悲剧心理学》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这个贡献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的美学教科书对悲剧与崇高范畴应当改写。
不拘泥于各个流派，去努力在一个体系内把他们联结起来，并用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语言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异质文化疏离感的、整体性的美学理论。这种以自己的学术主张来整合西方流派以形成理论体系的方式是朱光潜的重要学术特色与成就。《诗论》则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１９６３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被看成朱光潜最高的学术成就。
朱光潜致力于西学研究与介绍，又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呢。我认为，朱光潜的意义不在于西学研究本身，而在于建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普遍性视域、世界视域，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特殊视域。朱光潜的立场是普遍主义的立场，真正放下了中西之见。学术研究是要发现普遍真理，坚持普适性的目标和标准。朱光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以民族本位的立场来拒绝普遍价值，中国的美学建设并不一定要抛开既有的美学范畴另起炉灶，而是可以接着说出自己的新意来。我们可以有中国自己的悲剧理论、崇高论，而不必浪费学术精力琢磨怎么给悲剧和崇高再起一个另外的名字。
中国现代美学建设在上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已经形成3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以西学释中，二是中西比较，三是西学本体。这启发我们，西学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可以扮演多重角色：方法、参照系、本体，这3种角色在今天中国美学建设中还都有存在的需要和理由。
王国维主张在学术上“破中外之见”，迄今对于中国美学乃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西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来说不是简单的他者，而是新范式的来源。所以，我们在美学建设上坚持文化的交互性立场。
文化交互性的理论预设是共识的可能性，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对文化差异性无限夸大而杜撰出来的。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哈贝马斯曾指出，“共识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真正的共识绝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
文化交互性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形成共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自省和批判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在对话中站在前沿的能力，努力建设具有普世性的新话语，或对已有的普世性话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样才会有贡献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