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片不止一种类型——访电影《唐山大地震》编剧苏小卫
http://www.cflac.org.cn     2010-09-17     作者:吴月玲 谢志勇     来源:中国艺术报

    《那山那人那狗》中大山深处朴实的父子情、《生活秀》中吉庆街落寞的卖鸭脖的女人、《暖》中回乡青年对自己曾经抛弃的女人的愧疚……这些充满了温情气息的电影的编剧都是苏小卫,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由她操刀改编创作的商业片《唐山大地震》也自然地打上属于她的独特印记。近日,记者就灾难电影的一些话题专访了她。

    记者:您之前的创作以文艺片为主,前几年又尝试创作了《愚公移山》和《沂蒙六姐妹》两部主旋律片,近年来还创作了灾难片《唐山大地震》。您是怎么看待灾难片这种类型?

    苏小卫:人们常说灾难片往往是在说类型化的灾难片,就是《后天》《2012》那种,其实我们接触到的灾难片也并不是一种类型,比如说《泰坦尼克号》,就不是很类型化的灾难片,它主要是在写人。

    灾难无论大小,一个人的灾难也是灾难,记得我上大学时教文艺理论的漆先生说过,“文学艺术写的就是生活中的偶然”。灾难也是生活中的偶然,不仅被新闻所关注,也被电影关注。类型化的灾难片英雄是当然的主角,以灾难为背景,以亲情爱情为线索。如果没有《余震》这部小说,《唐山大地震》很可能也会写成类型化的灾难片:《泰坦尼克号》就不是类型化的灾难片,主角不是带领大家求生的船长,而是一位乘客。同样,《唐山大地震》也不是这样的类型片,可以说,它是一个灾难背景下的文艺片。这样灾难片就不只是一种类型了。

    灾难片肯定不是一种类型,正如爱情片也不只有一种类型,有评论说《唐山大地震》不是灾难片,我想了想觉得可能是不太像类型化的灾难片。可是,如果都按那种类型写,我们总是看一个类型的灾难片会保持住新鲜感吗?我不知道。至少我个人认为《后天》《2012》技术上有进步,但故事上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觉得灾难片应该有更多的类型。不仅仅有《泰坦尼克号》《唐山大地震》,还应该有更多的类型,更多的看灾难的眼光。

    记者:也许是因为电影表现灾后的部分比灾难发生时的篇幅要多很多,所以才有人认为这不是灾难片?

    苏小卫:我个人认为灾难片可以是不一样的,如果老是《2012》这种模式,观众也许会厌倦。

    记者:您怎么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这类模式?

    苏小卫:我们有时候把这些影片叫做“救援片”。《紧急迫降》和《惊涛骇浪》系列是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也可以说是灾难片的一个分支吧。特点就是比较强调救援,强调从上到下,齐心协力,英勇顽强,主流意识比较突出,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表现到。

    记者:在写《唐山大地震》之前,你还受邀写过另一部灾难电影《超强台风》。

    苏小卫:我是受浙江省文联之邀到浙江参加《超强台风》剧本的招标,通过对5个故事梗概的招标和剧本评选等步骤选出。剧本和现在银幕上呈现的《超强台风》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本是要求写一部政府以人为本、科学避“台”的电影,这个思路我挺喜欢的,于是就接下了。这涉及到我们政府的防灾抗灾观念的转换:在台风并不确定是否经过的情况下,进不进行大范围的人员转移。以前政府的防灾抗灾工作以“抗”为主,现在政府以人为本,在有预报台风经过的可能时就转移群众,当然付出的代价就会比较大。剧本写的是一个非常常态的故事,不同的人,在各自的生活中接到防台转移的通知,剧中大部分人都认为避台风只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活动,而且沿海地区人们对台风习以为常,大家都没把这当回事,这些都是常态生活下的故事。但是,台风真的来了,这时候大家才以攸关生死的态度重新来面对台风。这是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很可惜导演没有采用这个剧本。因为《超强台风》的导演冯小宁更希望拍一部类型化的灾难片吧。我也不太会写那些类型化的灾难片。

    记者:对您此后的创作有影响吗?

    苏小卫:《超强台风》不能算是成功的影片,从创作上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片子,都应该以人为主。就算是类型化的灾难片也应该以人为主。我不喜欢没有人的影片。《超强台风》与《唐山大地震》两部剧本是接着写的。但如果冯小刚找我写的《唐山大地震》是要做像冯小宁那样的灾难片的话,我是不会接的。我对这样的电影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幸运的是出现了《余震》这部小说,看了《余震》之后,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改编的过程也挺轻松的,《余震》带领我们从这儿开始走出了灾难片的类型化。

    有时候预防灾难比抗灾更重要。我有时就想谁要有钱把我那个《超强台风》的剧本再拍一遍就好了。

    记者:中国灾难片对于西方来说哪些算是自己的特色?

    苏小卫:救援片算一个,强调主流价值观、强调真善美,其实外国也讲这些,只是我们更强调一些。

    记者:目前灾难片存在哪些问题,大家都不太爱看国产灾难片。

    苏小卫:主要是人写得不好,技术方面也弱一些。我老引用陆亮的这句话:“我们应该写故事,而不是写事故。”但我们有的灾难影片只是描写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灾难度过了,电影也结束了。没有开掘出那种发人深省的东西,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情感层面的,或者人生观层面的、灾难层面的、人文层面的,哪怕是科学层面的挖掘都没有。我们的故事都比较简单,领导一开会,英雄一出现,灾难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停留在事件层面,就不会简单。其实电影要说的不止是一个事件,因为事件早已由新闻媒体说过了、说尽了。

    记者:《唐山大地震》会引发这种模式的灾难片热吗?

    苏小卫:也不一定,反正我觉得是要多一些类型。类型化的灾难片好看,也不能老看。

    记者:您有多年的审看剧本和审片的经验,您认为拍摄灾难片有禁区吗?

    苏小卫:在电影不分级的情况下,拍摄任何类型的电影都要有这个意识:考虑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不仅仅是灾难片或是恐怖片,其他文艺片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常有文艺片会让人物在铁轨上走,也许文艺片的导演都觉得这样的镜头很浪漫,很有造型的感觉。但是,创作者要想到少年儿童看了以后,会认为这是可以效仿的动作,而不知道其危险性。所以,灾难片的导演更要在这方面注意,表现灾难、刺激、血腥都应该有尺度。

    记者:您在剧本中心看到过比较好的灾难电影剧本吗?

    苏小卫:我比较注意比较不那么类型化的灾难片。比如说去年的“夏衍杯”征文中有个剧本《生生不息》,它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讲的是国家帮助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后代的故事,重新孕育孩子的家庭会面临种种困难:例如高龄妈妈难以再孕,爸爸一直难以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它既很主流,又不那么类型。这个电影杨亚洲导演已经在拍了,改名叫《大太阳》。

    记者:所以,您认为灾难片一定还是要和人产生联系。

    苏小卫: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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