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表英雄话常人
http://www.cflac.org.cn     2010-09-14     作者:刘耕路     来源:中国艺术报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永恒话题。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说法,据说原是歌德的话。在中国,《红楼梦》也是说不尽的,已经说了二百多年,今后还要说下去。中国古典小说有所谓“四大名著”,实际上这4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以及在类型和内涵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价值也不相等,应该辨明。准确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经几个朝代、许许多多人的集体创作,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最后完成者。《红楼梦》则完全不同,它一无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是曹雪芹一个人的、独出心裁的天才创作。鲁迅先生说过:“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据我思考,《红楼梦》至少有如下3个方面的大突破。

    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到描绘真实生活情态的突破。《三国演义》大到“赤壁鏖兵”,写得大开大合;小到“蒋干盗书”,写得绵密入微。《水浒传》大到“三打祝家庄”,写得机关迭出;小到“宋江杀惜”,写得曲折有致。《西游记》写妖魔鬼怪,磨难百出,吸引着任何年龄的读者。人们读这些小说,无不被其故事情节所吸引,为“欲知后事如何”而废寝忘食。

    在《红楼梦》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大如“秦可卿出丧”、“贾元妃省亲”之类,小如“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之类,生活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恰如作者说的“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胜。

    第二,由彰显社会伦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形成伊始,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无所不在。以《三国演义》来说,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赵云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为社会树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诈”,周瑜的“褊狭”,刘禅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员”的意味。

    《红楼梦》则正如空空道人所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异样女子即是大观园群芳,她们或贵或贱,或刚或柔,或傲或谦,或敏或讷,都禀性善良,天真烂漫,整日簪花斗草,吟诗作赋,对即将到来的家族败落的厄运毫无觉察,保持着人的生活的“原生态”。

    第三,由演绎类型化模式,到塑造个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叙述的是英雄传奇故事,着意刻画的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英雄。如关羽是忠义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错误和缺陷,“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无比崇高。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东风”之类的情节已经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神人,读者对他须仰视才可见。武松、鲁达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几乎完美无缺,和普通人有距离,因而可敬而不可亲。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灭怪,威风凛凛一路杀往西天,当然更是英雄。

    相反,读《红楼梦》时,我们就像回到现实世界。养尊处优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贵,但宽容和善,喜欢刘姥姥,和这个农村穷老太婆很谈得来,并不相距十万八千里。王熙凤这个桀骜不驯、有权有势、令荣宁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轻贵妇,我们似乎也不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钗、黛、湘等贵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个个性情鲜明,在读者眼中仍是常人。至于像焦大那样喝大酒、吹大牛,以当奴才骄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随便都可找出来,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着墨不多的他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正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评价,是对《红楼梦》为中国小说创作开创之新局面的准确肯定。

    《红楼梦》叙述的是中国社会的真故事,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物。凤姐、宝钗一流的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可以遇见的,但赵云、武松一类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里去找?

    《红楼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日常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曲家王立平在为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谱写完《葬花词》的曲子后,感慨深沉地说:“一首《葬花词》就是一首《天问》。”我忝列这一版电视剧的编剧之一,当即接上说:“岂止是《葬花词》,整个一部《红楼梦》都是《天问》,是一部关于人的命运的《天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里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大石上,从头到尾读完《石头记》,发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窃以为这里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时又提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年纪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作者有意隐去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因为书中蕴含的主旨和审美对象,即“事体情理”,无代无之,无地无之,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是永恒的存在。这个主旨不容易领会到,所以作者才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喟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三国演义》开头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慨,同类的感喟在历代咏史诗中并不少见,词虽然精彩,但不算新鲜。

    曹雪芹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还有某些所谓“揭秘”式的《红楼》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时空,还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实在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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