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这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作家协会首次在会上设立‘中国作家馆’，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一个大的成果。”在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回顾与展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专题活动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何建明这样说。

    2009年，全球出版业不同程度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出版业逆市上扬，实现了全年1万亿元的总产值，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图书市场。8月30日至9月3日，第17届北京国际图博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58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汇聚北京，约20万种精品图书集中展览展示，文明古国印度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图博会成为国际出版业关注的焦点。在图博会现场，“走出去成果展区”及“中国作家馆”都将目光聚焦中国图书“走出去”。首次设立的“中国作家馆”力图通过国际书展这一平台，展示已经翻译成外国语言出版的一系列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推介主流的当代作家和作品，全力推动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走向国际。书展期间，何建明、毕飞宇、刘庆邦、潘凯雄、张炜等众多知名作家、评论家就中国文学在国外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成果与差距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俄文、西班牙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瑞典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匈牙利文、葡萄牙文、捷克文、挪威文、阿尔巴尼亚文、克罗地亚文、斯拉夫文、马来文、土耳其文、乌克兰文等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其中包括王安忆、王蒙、冯骥才、刘心武、刘恒、陈建功、张承志、张抗抗、张贤亮、张辛欣、张炜、谌容、宗璞、舒婷、韩少功、莫言、谌容、苏童、贾平凹、韩少功、铁凝、杨绛、杨红樱、姜戎等数百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此外，进入新时期以来，古代、现代文学史中的部分作品，仍有经典之作不断被译介到外国。

    从体裁上看，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的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小说，占到90%以上，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的译介数量相对较少。因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代表作以小说为主。其中一部分小说在国外发行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很受欢迎；余华的《兄弟》德译本在德国有11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权；中国本土少儿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丛书，一举“跳”出国门，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购入该系列中的8本，并已于2008年春季于英美上市；姜戎的《狼图腾》以100万美元卖出了全球数十种文字版权，意大利语版本于2007年出版时曾在意大利引起轰动；池莉的一部法文译作《生活秀》销量达到了数万册；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先后印行了多个版本，总销量在10万册以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呈现出喜人的景象。

    但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中外文学翻译不对等、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整体影响较弱的现状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关注。在图博会期间，作家刘庆邦谈到他在美国的一件事就非常发人深省。他说：“我去年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和美国人交流，问他们知道中国的作家吗？知道中国作家的作品吗？他们想来想去，说了一个名字我半天也听不懂，结果通过翻译我听出来是老子。他们翻译过老子的作品，知道老子这个作家，我觉得非常的遗憾。”何建明也给出了一组简单的数字，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外文学交流上的差距。他说：“作家出版社在过去的5年中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然而国内作家翻译到国际上只有5部。这个反差是巨大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指出，中国图书“走出去”各个门类、板块也不一样，旅游、保健、养生等实用类图书及介绍中国一般情况的读物比较多，但文学图书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相对较小。“目前我所知道的，在海外卖得比较好的恐怕也就是七八万册。其次稍微好一点儿的，大概是1万到2万册这样一个数目，当然有很多坦率说只有几千本。”

    除了作品翻译少、发行量小之外，翻译到国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常常被作为案头研究而未进入大众阅读视野也是一个重要现象。作家张炜表示，中国很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最后都是进入了做研究的大学里面，是以一种亚文学的状态存在的。张炜觉得，中国文学作品如果能在大的商务出版公司出版，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问题与对策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都面临着哪些问题？在很多作家看来，缺少好的中国文学翻译队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大的一个瓶颈。刘庆邦就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比一点也不差，但是就是翻译的问题比较大。他说：“中国的作品是有味道的，每个人的写作都带着自己的气息，翻译家很难代替作家来呼吸，所以翻译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家的味道。我心里总是怀疑我的作品一翻译可能就不是刘庆邦的味道，而是外国人的味道了。”

    潘凯雄也说，文艺图书“走出去”的翻译问题比其他图书大得多。“据我所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一些著名出版机构用的翻译者一定要是母语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我们有时有一些美好的愿望，觉得中国现在有钱了，可以出资让别人翻译。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比如说歌德学院驻中国的一个院长跟我说，全德国能译中国小说的不会超过10个人，他现在很热心地做中德文化交流，也很热心将中国的图书引进德国，但是寻找译者非常困难。”潘凯雄说。

    作家毕飞宇觉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处在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阶段。幸运的一面是因为许多作家借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有机会走向了世界；不幸的一面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开始大量入侵日常生活，全世界的文学阅读都走向了一个相对萧条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里中国文学开始走向世界是不幸的。“如果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坚信今天中国文学的态势很可能非常可观。比如拉丁美洲的代表性作家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时进入欧洲，然后引领了相当长时间的世界文学潮流。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版图上已经发出了声音，但是这个声音要想很洪亮，或者说可以引领一个文学潮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阅读的相对萧条也造成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出现了“两头热”、“一头冷”的现象。毕飞宇说：“‘两头热’指的是西方的职业经纪人和经纪人公司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此时此刻一定有大量的西方经纪人出现在北京，出现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这说明中国的作家、中国的文学在吸引他们。还有‘一头热’是喜爱中国、喜爱中国文化的读者，虽然人数不多，其实还是热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有一种学习汉语的热潮。但冷在哪儿？冷在出版社。很简单，中国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给西方带来巨大的利润。”

    如果说翻译队伍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阅读风尚的转移也非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改变，那么建立一种较完善的经纪人制度、经理人制度，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则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潘凯雄表示，虽然这几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比较大，但是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比其他产业、其他行业滞后。“图书出版的市场化在往前赶，好多东西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潘凯雄说。在讨论中何建明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情况：我国的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在翻译和出版国外图书时，操作过程非常快，国外的出版机构或作家几乎不需要自己出什么钱。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外就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陈丹燕的一部小说，10万字，翻译费大概就得10万人民币，得中方来负担，这种成本是不对等的。何建明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西方给中国作家的版权费却非常低，有些作家根本拿不到版税。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出版经纪人的出现，这种通道、交流的形式肯定会越来越好，中国作家也应该有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价值。”

    “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一个过程，不要急，按照现在的势头做下去前景非常好，现在有很多欧洲著名的出版公司都盯上了中国的主流作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正如张炜所言，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前景，很多作家都保持了一种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