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大轰炸》到《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从1937年到1945年，如果仅以时间而言，8年也许在历史长河中是短短一瞬。然而在这些岁月里，因其厚重、丰满的密度，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不可磨灭的8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波澜壮阔的抗战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在正面战场、在敌后战场，英雄的中国人民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用8年谱写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由文化部主办、中国美术馆承办的“胜利属于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也于此时开幕。展览汇集了中国美术馆馆藏的抗战主题版画、油画、国画、漫画、雕塑共80余件，全面反映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毅然奋起、全民抗战的民族气节和与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太行山上》《七·七的号角》《1944·中国远征军》《血战台儿庄》，带领观者走进枪林弹雨，画上墨迹未干，而民族血仍未冷，亦对今日的美术创作与审美有所启迪。

    美术史的华彩

    有人曾评论，当一段美术史与一个民族的背景相重映的时候，这段美术史会派生出一种特有的华彩。在抗战时期，艺术家聚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以手中的利刀劲笔，塑造出一系列动人心魄的艺术作品。

    80余件作品，以“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胜利之光”为主题分为3部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国家陷于灾难、人民陷于苦难，当艺术的净土被战争的硝烟摧毁，艺术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现实主义的主流中，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滑田友的《轰炸》便是其中的代表。而在《怒吼吧！中国》《把牲口夺回来》等反映抗日救亡的作品中，李桦、沃渣表现民众的英勇，以其激昂悲壮、凝重沉郁的艺术风格，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论持久战》《延安的火炬》所描绘和记录的，则是经过14年浴血奋战，65万同胞壮烈牺牲的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并最终迎来“胜利之光”。

    “抗日战争带给我们永恒的记忆”，画过《太行铁壁》的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表示，“抗日战争是我们民族最悲壮和惨烈的民族自卫战争，撞击了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家的审美心态和艺术趣味。比如独具中国特色的版画、漫画，就是在抗战年代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萧传玖的《地雷战》等雕塑，也是由于战争的因素，使雕塑家们一改对西欧古典写实雕塑的崇拜，逐步建立起纪念碑式雕塑的创作范式。改变战前对西方艺术的盲从，使中国美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

    题材是灵魂的洗礼

    抗战是一种题材，也是一种精神。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题材融入革命历史画创作范畴，美术家们站在当代人的审美视角和人文立场，诠释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真实性是历史题材的第一要义，也是抗战题材美术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不是说要单纯自然主义的再现，也要讲求艺术表现的规律——艺术性和形式美感。”评论家李松说，探讨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创作的艺术规律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代艺术家应该坚守怎样的审美意趣？

    对于充满了激情的抗争、咆哮的愤怒，和对英雄崇敬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有的描述战争的惨烈，有的通过场面刻画剖析了民族性格，更有的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深入开掘的，也许正是如今我们战争题材创作所应该反思的。

    “形象的塑造是艺术动人的核心点，比如王式廓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老农形象，真实、凝练，而且带着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意韵，非常动人。”评论家陈履生认为，当代抗战题材创作脱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壮而不悲”的现实主义，却在形象设计上略显“景深不够”，“比如展现人的恐惧、悲伤，性格与命运，除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我们也可以让主角多些平民化的身份与表情，脱离‘高大全’的外衣，更易于被观众理解和接受，可以探讨不同时代大背景下人性的位置”。

    杨力舟、王迎春的《铜墙铁壁》和卢沉、周思聪的《矿工图》在形式语言上的努力，袁武的《抗联组画》、陈坚耗费16年创作的《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对题材的挖掘，艺术家从现实主义手法拓展为象征主义、立体主义、媒材拼贴等方式，语言的多样性业已成为抗战题材在新时期的特点，这也是当代人文视角中所表达的战争主题——“人的发现”。

    当武力较量的视觉表面褪去，65年后，我们仍需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发现人类自我存在的、反思人性的艺术；朴素硬朗的作品始终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澄澈的灵魂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