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好的作品一定是在场次的积累和个人不断的追求完善中逐渐成为经典的。１６年前，在《千秋颂》独奏音乐会上，吴玉霞首次演奏了作品《春秋》；１６年后，经过不断的积累与完善，８月２８日，在“玉鸣东方——吴玉霞琵琶独奏音乐会”上，吴玉霞怀抱那把名为“玉鸣东方”的琵琶，再次演绎这首给观众带来全新感受的《春秋》，在轻拢慢捻间、在嘈嘈切切声中，吴玉霞尽情诉说她的琵琶情缘。
吴玉霞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１０岁那年，她被上海市少年宫卫祖光老师选中，从此踏进音乐之门。“由于老师觉得我手型等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于是就被选上了少年宫手风琴组和琵琶组，当老师告诉我只能挑选其一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琵琶。也就是从那天起我与琵琶正式结缘。”吴玉霞回忆说。
在学习琵琶的过程中，吴玉霞算不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她自身有一股韧劲，她克服重重困难，从上海考到北京，先后师从刘德海、李光华、陈泽民、李光祖等琵琶名家。谈起当年初来北京学琴时的艰辛与不易，吴玉霞感慨颇多：“习惯了南方湿润的气候，对北京干燥的天气很不适应，手指经常因为干裂而脱皮。当时北京的同行弹琴习惯用钢丝弦，这比我之前用的尼龙弦要硬很多，为了入乡随俗，经常是练多了手指就起泡，然后就用针挑破裹上创可贴，继续练。那时学校的条件差，没有琴房，每天只能在走廊或食堂练，甚至还在澡堂和厕所里练过。”
１９８０年，是吴玉霞艺术道路渐入佳境的开端，在首届全国琵琶比赛上，２０岁的吴玉霞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从此，机会的大门也不断向吴玉霞敞开，当时有好几家中央文艺院团都向吴玉霞抛来橄榄枝，经再三考虑，１９８２年，吴玉霞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央民族乐团，直到现在。
在吴玉霞艺术道路的每个重要关口，总有人为她点燃希望的火炬，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朴东生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在参加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演奏家协奏曲音乐会上，我意外地收到朴老师的一封信，信中饱含前辈艺术家对年轻人的厚爱与关注，让我至今感激不尽，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谆谆教诲令我至今受益无穷。”吴玉霞说。
在从艺的道路上，还有一段经历令吴玉霞至今难以忘怀。１９９４年，在一次排练中，吴玉霞引起了著名作曲家刘文金的注意。“刘老师问我：‘在弹什么呢？’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鼓起勇气跟他说：‘您能听听这首曲子吗？’刘老师说：‘行，弹吧。’６分多钟的演奏结束了，不安的我低着头等着刘老师的评判。‘谁写的？挺有新意的，语言很有特点，有一种西域色彩，主题突出方面可以再加强一点。’心神不定的我小声地说是自己练习创作的。‘是吗？很好啊，弹了这么多年琴，也确实该学着自己动手写点东西了。’心情稍稍平定的我于是问刘老师：‘我要开音乐会，您能不能为我写一首琵琶曲？’‘这首不就挺好吗？’刘老师顺口回答道，‘新作品，又是自己创作的，这样开音乐会才更有意义。’我很诧异，就问这能行吗？刘老师说：‘好好把结构调整一下，没什么不可以的。’在刘老师的鼓励下，当年举办的《千秋颂》独奏音乐会上我演奏了自己的新作《律动》，结果赢得观众的热烈反响。我要感谢刘老师，是他的鼓励让我对今后的艺术人生充满信心。”
舞台上绽放光彩的吴玉霞，对民族音乐的普及可谓情有独钟。近年来，吴玉霞先后在北京音乐厅等地举办过“琵琶名曲赏析”专场，以边讲解边演奏的形式广泛普及琵琶音乐。她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高等学府开设选修课。此外，吴玉霞还一直为中国的民乐走向世界而四处奔波，并乐在其中。多年来，吴玉霞曾赴日本、美国、芬兰、瑞典、韩国、法国、德国、希腊、荷兰等多个国家访问演出或举办独奏音乐会，向世界观众传播中国民乐的魅力。回忆起在国外演奏时最让她感动的一幕，吴玉霞说：“记得在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期间，我曾3次应邀赴日本举办独奏音乐会，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４０多岁的妇女，她每次都来观看我的演出，而且每次都是坐新干线，路上要花好几个小时。我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演奏打动了她，更重要的是琵琶的艺术魅力感染了她。”
作为一名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同时还是一位琵琶教育家。在教学上，吴玉霞主张在不同阶段的侧重性，并一直倡导将技术与艺术巧妙融合，在临摹的基础上摆脱临摹的理念。吴玉霞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进取，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在努力钻研琵琶技巧的同时，她注重在舞台下、生活中多方面吸收艺术营养，不仅将武曲文弹，使如《霸王卸甲》等老曲焕发新声，更在演出中尝试通过新的乐器组合演绎传统琵琶曲目。在演奏琵琶独奏曲《送我一支玫瑰花》时，她以琵琶与手鼓的形式进行全新演绎，琵琶原本欢快、明朗的风格在充满阳刚气的打击乐衬托下，给观众带来不同于以往的艺术体验。
吴玉霞一直把服务大众、回报社会视为己任。“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走上艺术之路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勤学苦练、不懈追求外，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社会、老师、家人的关心和帮助。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回报社会。”吴玉霞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