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词，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时代这个词的庞大和沉重而不去搬动它，穿越它，把诗歌的根须扎进它的内部去，它又最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词，一个大而无当的词。更大的误读还在于，人们常常把时代当成政治文化的同义语，把诗歌的时代写作等同于政治写作、意识形态写作，甚至诟病为应景和遵命写作。比如洪水来了写抗洪，地震来了写抗震，奥运来了写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到了写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等。误解和误读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为诗歌正名的时候了。历史或许会证明，假如这种误解和误读来自诗人本身，这可能是我们这代诗人共同的悲哀。换句话说，如何看待和反映我们正在面对的时代，这已经成为当下诗坛不可绕开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和国际地位，大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内容等等，都在发生巨大而又难以估量的变化，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各个领域继续广阔深入地进行着，扩展着，许多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无不让我们始料不及，让我们常常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站在今天，冷静、客观地回顾我们走过的路，便会发现我们的社会，我们在现实中生存的每个人，我们的城市、乡村，我们的思想意识、环境和眼中的诸多事物，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就像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业和农民还算比较熟悉，但让我大为惊异的是，原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显得最为被动的农民，他们对今天这个时代的认识，却比我们生活在城市和文化圈里的人要敏锐得多，深刻得多。只政府免除农业税一项，在他们看来，就是个划时代、创世纪的大事件，用他们的话说，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闻所未闻的。而时代的最大变化，还在于社会形态的快速递进，中国在这几十年中令人惊奇地走过了西方社会逶迤地走了上百年的路程。从理性上分析，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正在成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激烈，更加触目惊心。也就是说，时代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由此说到当下的诗歌写作，充满动态的时代变化，其实也在考验着诗人们的智慧、远见和对诗歌本身的操作和把握能力。非常明显，这个时代为我们的诗歌创作既带来了众多值得深思熟虑和层层解剖的复杂内容，也带来了让它走向更高度层次的挑战。使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和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起经历了它的颠荡、沉浮、游移和盘桓，与我们的人民一道承受了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恐慌、软弱、迷茫甚至恐惧。这为我们期待的那种诗歌的出现，做好了必要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时代的巨大变革，如果只把眼光盯着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心灵哀叹，或一味地吟哦社会转型中的失意和落寞，与这个呼啸而来的时代相比，同样存在很大的距离。
遗憾的是，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所要反映的这个时代，多少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如何判断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呢？我想说的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搭乘这列时代列车共同走过来的人，尽管都走到了今天，但各自的遭遇却是不尽相同的。因为真实的过程是，虽然我们搭乘的是同一列火车，但上面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更多的人就像我们熟悉的春运那样。这样一来，坐着的看见的只能是沿途的风景，站着的看见的是自己艰难的立足之地；而那些被挤在列车的角角落落里的人，他们生存的状态就只是不断的抱怨、叹息和相互间推搡。由于各自的遭遇不同，当我们带着这些遭遇进入诗歌写作，发出的声音，必然是不一样的。大家应当看清一个事实，这便是，尽管我们大家是搭乘同一列时代列车走过来的，尽管我们的写作都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我们在诗中反映出来的时代，往往是三千弱水，我只取其中一瓢。说到这里，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时代是一列在弯道中快速行进的列车，那么由谁来写这列火车的险象环生，峰回路转？由谁来写列车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共同遭遇？又由谁来揭示这列火车的内在动力、外在阻力？还有它一路的喘息声、碰撞声、偶尔刹车时发出的金属刺耳声？客观的事实是，当今主动站在这支队伍中的诗人却寥寥无几，即使还有人在执意坚守，但也显得力不从心。
站在时代的前沿，立志于对时代主潮的抒写，其实是诗人应有的一种姿态，应有的一种担承。请允许我把目光局限在现当代，仅以我们崇拜且长期津津乐道的几位国外大诗人为例。可以说，在曾经到来的时代面前，他们是从来不当旁观者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早在18世纪就提出，时代之所以需要诗人，是希望他们能揭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他说过一句让诗人们扬眉吐气的话：“总统不应该是共同的公断人，诗人才是。”但他的这句话，正是针对诗人与时代而言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时代停滞而沉重，他（诗人）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他能使他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惠特曼本人的诗歌，无不代表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民发出声音。他时刻关注当时美国民众的向往，传达那片生气勃勃崛起的大陆所奔涌的激情，大声呼唤美国的未来；当为解放黑奴而呕心沥血的林肯总统遇刺的消息传来，他直接用诗歌为他心目中的“船长”歌哭。读惠特曼的《草叶集》，我们能听到美国那个时代的万事万物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的声音。艾略特是个在诗歌形式上走得最坚定的人，但也是到目前为止敢于用最浩大和繁复的书写透析时代的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到处布满坟场，艾略特在长诗《荒原》的第一句中便沉重叹息：“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另一部被誉为现代诗歌里程碑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中，直接写到英国的一座小镇所遭受的残酷轰炸，与毕加索的惊世之作《格尔尼卡》相得益彰。最让我佩服的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和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前者因其追求诗歌的纯粹而广受知识分子的赞赏，又因未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引起中外作家对该奖的公愤，但博尔赫斯对其民族的遭遇和先辈们创立的光荣，始终引为骄傲，在诗歌中从来都不惜笔墨给予热情赞颂，哪怕是一场规模不大的独立战争，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具有非洲和欧洲血统的沃尔科特，被布罗斯基叹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所授予他，就在于他的诗歌总是在执著地追溯加勒比海和他的非洲祖先的命运，“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我15年前读过他的一首短诗《维尔京群岛》，至今仍深深地保留在记忆中。这首诗只用了短短的19行，就把加勒比海一个叫弗莱德里克斯特德的港口被殖民经济淹没的过程写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叹的是，这首短诗竟写到了美国梦的破灭、小岛纯朴民风的丧失、共管下政府的无能、殖民经济的虚假繁荣等等宏大事件，直击加勒比海面临的尴尬时代，就像惠特曼说的“每个字一针见血”。
当然，我必须承认，以诗歌抒写时代，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堆砌几个政治词汇便可敷衍成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弱水三千，我只取其中一瓢式的写作具有更大的难度、更大的挑战性，是诗人们常说的“有难度的写作”。因为当你把笔伸向时代的时候，时代纷繁的矛盾和现实复杂的机理很快就会把你牢牢缠住，让举步维艰。你手里如果没有一把精确的手术刀，是无论如何下不去手的。而这把手术刀，应该熔铸进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各种现代知识深厚的学养、自觉而博大的人文情怀、高超的诗歌表达技艺等等；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灵魂中，与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民族和人民，应该具有患难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情感。或者说，当你面对这个时代，你首先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根敏锐的神经，一滴滚烫而且具有足够浓度的血。否则，你发出的声音，必定是嘶哑的，失真的，只能成为一种文字的噪音。
写到此，我想起了获得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写过的一首诗，名为《如果你称一首诗为……》。我理解由安妮翻译的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与时代、诗人与人民应该保持的姿态。塞弗尔特在诗里这样写道：
如果你称一首诗为一支歌
——人们经常这样说——
那么整整一生我都在歌唱着。
我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道走着，
那些靠双手谋生糊口的人们。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歌唱着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望，
我与他们一起经历了
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一切。经历了苦闷，
软弱、恐惧和勇气
以及贫困的悲哀。
而他们的血，每当奔涌时，
就喷溅在我身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