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阳 1958年12月生。1979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83年考取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校。先后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主任，1993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同年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学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三五人才”、第三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美展总评委、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联全委。
“写意”在《辞源》上总称为“宣曳书写，描摹心思”。它有两种辞条：一曰“表露心意”；一曰“写的方法”。“写意”是一种语体的形式，更是中国艺术精神表现的美学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曾在他的《周易系辞上》大谈“圣人立象以尽意”。另一位不甘寂寞的庄子在《秋风》中同样郑重强调：“书也，书不过悟；意也，意也所随，不可言传也。”事实上，不是故弄玄虚，他所指的是大千世界所难囊括的艺术哲学。后来，钟嵘、司空图、严羽在他们留给后代的《诗品》、《沧浪诗话》等大作中，提出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论调，实际上，已经将“写意”揽入传统文学怀中。
应当说，“写意”不是专门赐予艺术哲学享用，竟也成为绘画形式中艺术审美的品评标准。谢赫早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那就是要求人物画有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描绘对象的神情风貌、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写意”出来。五代荆浩《笔法记》中提出“六要”标准，称曰：“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或”（用心意统帅用笔）。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将绘画分为“神、妙、能、逸”四品，宋黄休复惟恐世人不解，在他的《益州名画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逸品‘笔简形具，意趣俱足’。”宋僧仲则作形象的比较曰：“工笔之笔，只貌其形；写意之法，盖遗形而取神耳。”由此可见，上述诸如此类的画论无非给我们两种印象：写意，一方面代表着中国画以意为先；另一方面又演化为简笔造型，即将内美与外美合为一整体，成为东方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东方绘画本质特征的写意性，尽管多次宣扬，然从未得到足够重视，直至宋代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苏轼以“不求形似，取其意气”奋笔疾呼后，才对人物画的创作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宋梁楷的“减笔泼墨，遗貌取神”成为苏轼理论的实践者，如果穿越时光隧道将梁楷与晚明陈洪绶、晚清任伯年写意人物相对照，也能觉察到彼此间许多相似之处——写意性的延续。只是陈、任更加世俗生活化罢了。此后，“写意”这种人物画艺术精神又陷入枯竭状态。直至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徐悲鸿学派、苏联现实主义对美术教育和创作的影响，写意人物画又选择从素描、透视、解剖、比例制约下的造型入手，尽管徐氏在其著名的《画苑序》中提出“新七法”评品标准，也提到了“气韵”、“传神”的要求，尽管也有蒋兆和等一大批名家实践者，创作了一批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艺术作品，但失掉了写意笔墨独立性，束缚了形式创造和写意的艺术想像力，难以建立传统应有的一种轩昂大气、广博宽厚的大国写意艺术精神。
当代写意人物画仍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迷离混沌交织状态，同时也意味着多元结构共存的空间，他们既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与古为新”的创作思想，也汇入新时代知识结构、艺术思潮等多种元素，呈现多样的景象，但总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写意型；二是当代写生型；三是现代意象型。传统写意型以传统人物画为宗，尽管描绘的是当代人物，但仍选择传统线描方式，且视觉感仍不越出传统的范畴，如范曾、刘旦宅等。当代写生型，多半接受西方写实观念与技巧，试图把传统与写实性描绘结合起来，主要是以人物写生为主，传统规范只是辅助因素，这类型的画家居多，如刘大为、史国良、杜滋龄等等，现仍活跃在当代画坛的主流上。
杨晓阳应属于现代意象类型，这类型的画家还有田黎明、周京新、李孝萱等，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即都在五十岁左右，都系统学过中国画，且有着较高的学历，他们是当下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写意人物画的主角。他们不仅出入传统与当代，融中西为一炉，更有着一般画家难以相比的睿智、才情和知识结构，他们勇于突破传统写意人物画成熟的笔墨程式，建立新主题与新结构；能正视人生与人性，揭示现代城市异化后深沉的心理意识；自由分解和组合光与色；抛弃传统写意人物画虚假说教，袒示当下芸芸众生的感情消费；借鉴抽象表现主义而不失中国神韵气质，重新建立充盈大写意精神力量等等。
将杨晓阳归属于现代意象类型，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艺术创作的必然结果。他的写意人物画，不描绘都市男女时尚，无意青藏牧民，未见黔滇瑶族、傣族少女，而源于他赖以生活的西北黄土高原。这里曾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演绎过许多悲壮与豪情，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并存，儒家教义和政治杀戮共置一处，既有“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相”、“蔺相如完璧归赵”、“高祖斩蛇”、“鸿门宴”等场面，也有“玉龙比翼”、“人皇九头”、“皇帝唐虞”那充满热烈而粗豪的浪漫情感，它的青铜艺术，秦俑庞大的队列形象，雕刻绘画的朴拙、动势、现实感，使人们无一遗漏看到高度统一后中华民族的繁荣艺术，至今仍难以掩盖那根底深厚异常、充满磊落庄严般的崇敬。上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正是寻找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发出了“魂兮归来”的呼唤，赋予西北高原质朴雄健的豪情。杨晓阳写意人物画正是围绕这一文化母题而展开，他专注于关中、秦岭黄土断层上的农家、庄稼地、乱草坡、窑洞劳作和小憩的男女老少，描绘他们吃饭、抽烟、带孩子、晒太阳的生活场景，尽管只是西北农民的日常生活，仍然能折射出画家对他所熟悉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的热情去表现，从而展示西北农民渴望生活的情状，尤其是他们质朴、宽厚，以及由此而来的西北农民的纯朴之美。
画家对西北农民的描绘采取特写式、白描式，一切又都是本土式的，毫无借鉴与纂写，更无琐碎雕琢之感。作品舍去人物环境的渲染与衬托，没有房屋、树木、炕头、老井等农村里常有的东西，只有农民站、坐等姿态，尽管单纯而简单，然简单不失严谨，在单纯中见丰富，由画家千锤百炼概括而成，那些农民们用的大碗、旱烟袋、酒具……每一样都标志着关中生活习性特征，看来杨晓阳对关中传统文化及其生活做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在当今社会充满喧嚣浮躁的都市文明中，很难见到这纯粹的原有的生活习性。从艺术上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主题，这种生活习性正是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的深层民族情结，从而揭示西北农民的命运。
关注西北农民生活及其命运是杨晓阳写意人物画的一个主题，而对传统文化的浸透，回归传统美学，又是他另一个主题。他有一批以达摩、怀素为人物形象的作品，还有借助传统文化典故、成语为题而进行的创作。应当说，传统文人形象的塑造以及一些典故、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这些对象无直接的经验可借鉴，尤其在合乎完美中会带来一些难度，这不仅需要厚实的传统论知识，更需要对知识的理解。所画的形象当然不是直露地表白，需要通过画面隐喻着情致与意境，从而给人们以启迪。他画的《面壁图》，达摩跪姿双手合并的虔诚，营造一股静的气氛，令人回想起“大音希声”。《怀素习书》描绘怀素伸臂握笔疾奋而书的动姿，不仅形象刻画人物，还留给我们求知的欲望。《春妆图》描绘一群端庄秀丽仕女，坦然呈现妩媚、丰腴的躯体，艳红的口红以及婀娜秀丽的曲线，是对青春生命的赞颂。这些作品无图释观念之痕，无矫柔故作姿态，一切在自然之中，在蕴藉中透出对传统的热恋与向往。
将杨晓阳写意人物画归类于现代意象型，不仅在于他专注黄土高原西北农民生活命运的母题发掘，更重要的是他写意人物的造型和品格，追求一种相对汉唐时期造型美学价值的尺度，在融入陕北民间意趣的基础上，施展高超卓绝的大写意风格，把人物造型与意境推向极致，树立自身强烈而独特的造型形式语言，一反当代一些画家萎颓、无病呻吟纤弱之势，充分地表现出力量、气魄和个人魅力。他对关中人物造型，不像写生型的画家，只重复前辈大家（徐悲鸿、黄胄）业已形成的模式，流露出表面生活的景象。他笔下的关中人物造型在体态上强调开张、横向宽厚，善于将人物躯体韵律化，人物的头部造型与躯干产生一种往复律动，如同音乐间的重强音，不由让人们想起陕北信天游的高亢和秦腔嘶吼，表现出一种崇高肃毅之气，把人体复杂的结构纯粹化成抽象的点、线、面结构，不是图案、装饰的形式，而是真正“有意味的形式”。不是静止的或者失去生命感的东西，而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和表现力量的“大写意”。人物面部的表现方法，因吸收戏曲、剪纸、皮影，尤其是秦俑雕塑般的结构而富有重量感。人物整体的姿态造型如陶俑、汉画像砖石或墓室壁画中的传统造型方式。当然不只是纯传统的吸收，还借鉴一些西方的结构方式。当代人物写生型着重对人物质感进行真实描绘，拿杨晓阳的关中人物与写生型画家们的作品相比，便可发现这种源于深厚文化传统，又有睿智才情的现代写意人物画，其成就和价值将会更高。
需要指出的是，独特的造型品格需要独特的笔墨品格。如果说造型品格是追求画家理想的“境界”，那么笔墨则是为这种“境界”服务的，造型品格是笔墨品格的母体，笔墨则是对造型的深化和归结。为了完乎于独特的写意造型人物，杨晓阳的笔墨形式结构也采取相应的品格。他在用笔上选择了以书入画。当然，以书入画在我国传统绘画中有着渊源深厚的历史，并完成理论与实践。早在汉代杨雄认为：“书，心画者。”晋杨泉颂曰：“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尤其翁方纲提出:“世间无物非草书。”直接将书法纳入绘画程式。在实践上，就有八大以篆书入行草，又以行草入画；赵之谦以魏“书丹”之法入画，吴昌硕以“石鼓文”入画；齐白石以汉篆书法入画。杨晓阳写意人物画以书入画，应当是他研究传统后自我完善的方式，画家不是照搬传统习惯性的方式，而是将传统的用线方式变异，用圆润、质朴、敦厚的中锋用笔，在轻重、疾涩、强弱、转折顿挫间求其“意”的畅达，这种书写式构筑人物形象，随机、随意，跳动有力，不滞亦不滑，有着力的样式，更获得表现新造型的生命活力，充分运用墨的渗化效果，这里的墨既画衣服，也是线条，有时是肌理，有时是质地感，总体上是形体，有对比，有反差，黑、白、灰十分明显，充分反映气氛、形象、传统的情绪。
杨晓阳的写意人物画不随时尚，无所顾忌地吸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保留地进行创造与变新，突破传统，走向当代。关中的人物既不是外在活动的夸张与描绘，也不是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面对有血肉的人间现实感受，在他简约、肃毅、峻朗的人物造型中，我们感受到博大与宽广，显示出他天资超拔的素质和才情。目前，杨晓阳担任美协和画院领导重任，我们应该给他让出一点时间，让其不断向艺术精神的深处掘进。倘若如此，他将不断超越自我，终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永驻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