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中，凡是对唐山大地震有着亲历的人，对灾难、对国家都会有一种深刻的体悟，这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它决定着这些人的人生态度和伦理感情。因为这次大地震是现在活着的中国人第一次有着切身经历的自然灾害，也因而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记忆、态度和感情。他跨越了32年的时空，把这种灾难对人的意义进行了一种接应，仿佛历史和人的经历在重演，但是又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空复制，而是企图在下一个灾难来临之前，让人们对由此带来的情感灾难和伦理灾难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以一种审视历史的态度对待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片与其说是通过人性诉说达到人与人的和解与宽容，毋宁说是通过和解与宽容求得一种真正博大的对待人世、对待自然的胸怀。

    影片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情节，在一块水泥板下压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在只能抢救一个的两难选择时，母亲经过艰难的内心挣扎选择了儿子。这是编剧预设的一个情境，为以后的情感冲突埋下了伏笔。在承认这种人为预设的情境的前提下，母亲的选择基本是符合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规范的，因此从社会角度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从女儿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无疑是对她的一种谋杀。因此她对母亲怨恨，母亲对她的歉疚同样埋藏了３２年之久。影片通过这种怨恨和歉疚谴责了传统的家族伦理观。由于这种传统观念导致的结果，女儿在这３２年的人生中，心理上基本处于一种恋父恨母的情结纠葛当中，这也导致了女儿因为意外怀孕而毅然退学，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这样一种似乎是反常的行为。在女儿的行为逻辑中，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对母亲来说，她守寡一辈子，表面看是对用命换来自己的生命的丈夫的忠诚，而心底里未尝没有对女儿的忏悔。因为她如果离开了对丈夫的忠诚，女儿也就永远失去了，这也是一种合乎母亲心理逻辑的行为。因此，影片在情节和感情两条线索上讲述的都是这母女二人之间的关系。这时，不由得让我们想起７７年前，郑正秋编导的一部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影片《姊妹花》，这部影片也是讲述母女之间的关系的故事，最后经过情感的交融、亲情的打动，母女三人达成了和解。而以这部影片为代表的郑正秋的电影创作被公认为是中国民族电影叙事的样板。冯小刚的这部影片延续了郑氏影片的叙事路线，影片的最后，在父亲的墓前，母女两人终于在亲情中达到了和解。因此，《唐山大地震》又是一个关于人性与亲情的宽容和忏悔的艺术电影。这个主题和对这个主题表达的深刻性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中少见的。这可以看作是冯小刚彻底转变作风的一部严肃的转折性作品。

    但也应看到，影片表达出来的文化态度，存在着两重性：值得肯定的方面是，影片通过母女两个人的和解，指涉的不但是伦理层面，还在社会心理和社会理性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面对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性事件时，应该也可以存有一种更加理性和坦然的态度，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现实，去寻求解脱，去面对未来。片中，母女之间的心理纠葛压了她们两个人３２年之久，她们心灵中的那一个空洞使她们３２年的生活和人生过得很不幸福，也可以说自然灾害带给她们的心灵灾难几乎持续了她们的一生，她们心里永远有着不可触碰的角落，这对遭受过灾难的人来说，非常不公平。而影片设置的她们自我解脱的过程，正是尽早抚平伤痛、勇敢地面向生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应大大提前。当然从艺术作品的表现来说，这种伤痛的延续增加了人性的力度和情感的感染力，但是对现实的人生来说，这种伤痛不是太久了吗？影片的这种人生视角让我们面对２００８年新的灾难的时候，引入了一种新的思考。而需要指出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影片设置的两个人心灵误区的化解建立在因新的灾难带来的对生命的抉择上，如那个母亲为了解救女儿的生命而决定为她截肢后发出的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让她以后恨我吧！”这是戏剧性的对未来怨恨的预期。这种化解同时还建立在母亲对父亲的忠诚上，这使得影片存在着与前边的文化主题相矛盾的观念表达，这不能不说是影片叙事方面的漏洞和文化观上的某种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