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它发生在近60年前。当事人后来与我的一位同乡和老战友结为终生伴侣。她知道我是“写东西的”，所以总是嘱咐我：“你写我的事儿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要露我的名字。”不仅如此，还因为我写的是一篇散文，而不是纪实文章，所以我毫不含糊地答应她：“可以，你放心。”

    这位后来在朝鲜战场做了战俘营翻译的女同志生于黄浦江畔，外语学校毕业生。刚参军时，难免有人猜测，甚至在背后议论：“准有上海小姐脾气”。谁知她，第一次越过敌机“绞杀战”清川江封锁线时就表现非凡，机警利落，连滚带爬，到达相对安全的地带。同志们看她，一身崭新的军装被“咬”成了开花棉袄，却怪，并没有伤及皮肉。只这一次“考试”，“上海小姐”的帽子，便在人们心目中无声地摘掉了。

    虽然如此，开始工作时还有不少障碍，战俘营刚刚措置就绪，她就遇到一名美军少校的挑衅：“你们中国人打仗爱搞突然袭击。”她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然后才开讲。最后她说：“你们呢？你们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搞仁川登陆战，事先告诉过对方没有？”战俘们瞠目而不作答。她接着反问：“那么，这不叫突然袭击又是什么？”于是，她有理有据、心平气和地赢得了重要的一分。

    每次美机轰炸，她总是最后一个进防空洞。有一次，别的战俘都进去了，只有一个大个子上士，傻愣愣地望着天上的飞机。她火了，问他：“你还看什么？”他说：“我看是Ｆ８６佩刀式还是Ｆ８４雷电式。”她使劲儿推了他一把，把傻大个儿推了进去，她才随后进洞。也就是几秒钟光景，美机一个俯冲，扫下了一梭子致命弹。“飞贼”走后，她向战俘们指着炸毁的食堂：“看，这就是他们对你们的人道！”

    她入朝那年２４岁，两年过去，正是２６岁的“大女”，却将婚期一再付予了战俘营。山坡上的草芽开花、枯黄，而再次返青。尽管处于烽火连天的战地，远在上海的父母在来信中还是时不时地询问她：有对象了没有？她在有限的回信中，巧妙地躲闪着父母来信中的探询，使父母的感觉中似有又似没有，却始终存在一种想象中的希望。其实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一位曾经读过四年小学的山东大汉进入了她的心扉。那是源起于一次战俘营的搬迁转移途中，遭遇到美机几乎无时不在的骚扰与袭击。教导员为掩护一名黑人战俘而被弹片挫伤了后背，而在他身下的被俘人员则安然无损。在紧急的情况下，女翻译以自己曾受过包扎训练的业余卫生员身份，尽心尽力地为教导员进行了救护，随后亲自将他送至后方医院……他在日后就成为她挚情不渝的丈夫。

    她本业学的是英语，在校的3年中又兼修了法语；在朝鲜战场上又“捎带”向异国老乡们学了朝鲜话；而在战俘营工作期间又“进修”了土耳其语。一个人兼通4种（确切地说是5种）语言。因此，在战争的最后日月里，被她和她的同志们的心地和行为感动了的多国被俘人员私下里称她是“沟通心灵的天使”。也许与她有一定关系，在停战后，遣返战俘中，有的被俘人员流着眼泪表示要留在中国，理由之一是：以前从没见过像在战俘营中接触过的中国人这样的好人。

    在战俘营工作的岁月，日渐熟悉的被俘人员（尤其是那些文化较高的），说她具有双重性格：庄严又温和。其实他们不知道：庄严，是因为她有在她的身后站着伟大祖国的自信；而温和，来自于她平时喜欢在窗前凝视雨后的阳光。

    不久前，在她夫妻俩晚年居住的干休所，我又与他们见了面。他们住的房子非常普通，因为都还够不上高干。她老伴是离休，她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之后入伍的，所以是退休。老两口现在都是满头银霜，她的身体尚健，老伴因有旧伤新疾，身体羸弱，刚刚住完院回家，所以话语不多。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形貌谈吐绝对朴实低调。这使我不禁想到了一个成语：“人淡如菊”。真的是两株经霜的老菊。当我又提起60年前的旧事时，当年的女翻译平静地一笑：“还不就是那点事嘛，你是都知道的，不再说了。就是一桩心愿——”她指指老伴：“等他身体好些时，我们想再过鸭绿江到当年的战俘营旧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