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闭幕的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反映云南怒江地区少数民族傈僳族村民生活的影片《碧罗雪山》成为最大赢家，捧得了“金爵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以及评委会特别嘉奖4个重要奖项。7月16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不仅吸引了来自学术界的专家，还吸引了产业界、创作界的著名人士。会上，各界人士热烈发言，总结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十余年来的成就、经验，分析当前民族题材电影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对它的未来加以展望和筹划。

    “向《碧罗雪山》《斯琴杭茹》这些民族题材电影，和创作这些电影的电影人所付出的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你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对于土地与民族文化的坚守，这样的坚守不被市场化、产业化以及现在表面上看非常红火的那些东西所淹没，这样的坚守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著名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激动地表示。著名导演麦丽丝结合自身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指出，民族题材电影在坚守阵地的同时更需要自身的突围，否则只有越来越被边缘化。麦丽丝强调，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宝贵机遇，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从西部现代化的社会现实中获得原动力。从《诺玛的十七岁》到《花腰新娘》再到《红河》，青年导演章家瑞的“云南三部曲”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了平衡，是民族题材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在商业运作方面也较为成功的“样本”。章家瑞认为，几部影片虽然在商业上进行了一些包装，但是在创作上他问心无愧，并没有为迎合市场做出牺牲，电影中始终坚守了文化精神。他说：“《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这些电影真是家喻户晓，而现在为什么不能一说到某个民族题材电影，基本上老百姓都知道？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使得民族题材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民族题材电影也应该成为大众的电影。”

    “当下的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事实上已经创造了一种新文化电影，或者说是新民族电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分析认为，现在的民族题材电影越来越多地通过影像来表现族群记忆，通过电影显现文化自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谈到，从功能的角度看，民族题材影片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发挥的是意识形态功能；在80年代文化反思热潮中民族题材影片主要发挥的是文化功能；而在最近10年新出现的一些自我意识觉醒的少数民族电影，如《碧罗雪山》《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斯琴杭茹》这样的影片，发挥的是人类学功能、保存本民族文化的功能。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傅红星强调了民族题材电影对民族传承和文化传播的档案意义。他说，作为共和国重要文化遗产留存在电影资料馆的这些珍贵的民族题材影像，在若干年后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2006年导演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获得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最佳影片奖的刘杰，选择更内省的视角和非职业演员拍摄了《碧罗雪山》。他认为，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拍摄，一个功能是在努力保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另外一个功能也是在记录和留存这些珍贵而原始的民族文明遗产。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则是用另一种方式“静静地讲述西藏”，他影片中讲述的都是简单的故事，表现藏族地区日常生活表面的平静之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渗透，表现浓厚宗教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纯朴的人对信仰的虔诚。万玛才旦说：“这是我故乡的真实面貌，那种平淡朴素里的灵光是促使我不断创作的动因。”郑洞天认为，中国民族题材电影水准和视野、思想已抵达了世界电影界的前沿。这批蕴含人文性和文化特质的影片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电影观众和学界对中国电影的印象和认知，显示着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

    在原生态与当代性之间的民族题材电影何去何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宜文从创作的角度提出，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理想状态是植根民族、多元发展、民族共享。他认为，民族题材电影一定是从本民族里生发出来的，而又包容很多，具有普世的价值，从而实现一种可以共享的生活内容。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副总经理刘树森则从产业的角度分析道，民族题材电影创作需要更关注市场，提升自身竞争力，营销环节更需要改变思路，具有国际市场的视野。北京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民族电影节组委会执行主席牛颂则从国家战略和政策角度探讨了对民族电影的保护问题。他说，中国在实施电影强国战略的进程中，民族题材电影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它的创作生产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中国的民族电影在题材和主题上是具有中华民族整体意义的电影，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关键是如何搭建民族题材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市场渠道和平台。专家们强调，应该建立一个尺度和标准与商业电影不一样的民族题材电影的评价体系，还应呼吁设立基金会或投入专项基金来支持民族题材影片，更有效地促进和推动民族题材影片的创作与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