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泥土的梦幻、带着夸张的笔墨、带着绚丽的色彩，他们一路欢歌而来”——浙江当地手机报的一条信息，与浙江美术馆正在展出的著名画家吴冠中捐赠作品展一墙之隔就是来自全国各地农民画家的代表作品。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夸赞擅长渔民画的农民画家徐仲芳画得大气、自由、有创造力，徐仲芳回答，“你是画向日葵的，你还写文章，我也看过”。
当代中国农民画产生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各地农民画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逐渐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创作队伍，并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民画乡。
农民画家用绚丽的色彩描绘新时期、新农村、新变化，描绘多姿多彩的生活，展现了新时期下农村农民文明和谐的新气象。然而，农民画长期处于主流美术的边缘地位，农民及农民画始终在“观看”与“凝视”中不断被阐释与解读。这点从本次展览中的重要一部分，“时代画农民——新中国农民题材美术作品展”中得到鲜明体现。对个体人物的塑造，对时代典型的描绘往往是专业画家表现农民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而作为主体——农民在表现自己生活与精神追求时，往往是整体而非个体、直观而非理性的，这恰恰证明了当代农民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农民画产生至今，它就在维系着一种最为纯朴与理想的关系，即艺术与土地天然的联系，而如何呵护保持这种关系是新时期农民画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产业化是农民画的康庄大道
虽然中国美术界对用“农民画”还是“现代民间绘画”来描述农民绘画更准确还存在争论，但农民画注重对农村生产、生活场景的描绘，色彩艳丽、构图饱满的画面特点以及迥异于都市生活的乡村情调都使其区别于主流的中国美术创作。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带有淳朴民风的乡村画作，引起了众多都市收藏爱好者和不少海外藏家及艺术机构的兴趣，一些农民画甚至漂洋过海，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一个新路径。不少地方政府更是下大力气，为农民开办工作室，请专业美术教师指导创作，建设农民绘画专业展示场所等，努力将农民画打造成一张特色鲜明的当地文化名片。很显然，农民画在很多人眼中不仅是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繁荣农村经济上起到的示范作用。
据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介绍，中国美协为了贯彻落实中宣部指示精神，根据中国文联“聚焦新农村、文艺为农民”的活动安排，从２００９年３月到１１月，历时８个多月对全国农民画发展状况展开全面调研。从调研情况看，对于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河南民权王公庄、嘉兴秀洲的农民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即可否有一条可复制的产业化模式？
据长期关注农民画的中国美协原秘书长李荣海介绍，河南民权以画虎闻名，民权的农民画家充分挖掘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辟邪、吉祥之意，并结合互联网实现了网上营销。据他了解，曾有客户一次性定购10张丈二匹大画，虽然每张的价格不高，只有两万元，但10张算下来就是２０万元，已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于今年２月下旬到河南民权王公庄调研时发现，拥有“全国文化产业（美术）示范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多项称号的王公庄村有１３００多人，其中７００多人是靠画虎致富的。在这里，夫妻画家、父子画家、姐妹画家，甚至三代同堂的画家比比皆是。一个村带动了河南、山东两省周边数千农民从事画虎，常年学画的学生就有四五百人。２００９年，仅王公庄村就销售了６万多幅画，产值达到３２００万元，３０％的“老虎”销售到亚欧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一张画十亩粮，骑着老虎奔小康”已成为当地的真实写照。
与河南民权王公庄类似，嘉兴秀洲也逐步摸索出一条自己的农民画产业化道路。肇始于１９８３年的秀洲农民画，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全区农民画作者骨干１２０多名，镇级农民画创作基地６个，后备人才基地２６个，并在２００９年成立缪惠新、张金泉、陈卫东、钱胜荣４个农民画家带头人工作室。与此同时，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秀洲农民画的发展方向，并已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１３个国家举办展览，有近３０００幅作品在海外展出，文化交流的名片成为秀洲农民画开拓出的一条新路。从以上两个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农民画发展地区来看，政府的大力扶植，良好的群众基础，以及相对成熟的产业模式是其成功的三大法宝。可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农民画可以作为一项产业来大力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复制或移植的产业模式呢？农民画产业化确实可能成为一条康庄大道，而根据现在农民画发展趋势来看，产业化应是未来发展方向。但产业化必然要面临市场，市场的规则与农民画天然的土地联系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利益面前保持农民画的原创性，或许是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
农民画需要如何来引导
“我们生活还比较贫困，我们渴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得到专家的指导，写生在创作是重要的”。浙江农民画家毛老虎用朴素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写生”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术语，被一个农民画家脱口而出，让许江觉得有点“意外”。在面对农民画是否需要引导的问题上，他表示谨慎：“很多农民画来自边远地区，或许也正因为这样，农民画的原创性才让我们感动。我们应该明白，农民画是始终活在民间的。”
农民画作为一种群众文化，长期以来与传统的国、油、版、雕等造型艺术生长土壤迥异，这也注定了我们观看和评价农民画作品时的差异性。有专家担心如果真正走向市场，让市场选择画家与作品，批量与重复劳动是否会断送农民画的原创性？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在谈到自己参与农民画调研后感到，农民画确实需要适时审慎的引导。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美术家而言，在与农民画家的交谈与接触中，也可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种创作互动，更有利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参与本次“来自画乡的报告——全国农民绘画文献展”前期调研与策展工作的陈永怡表示，辅导员在农民画创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辅导员的素质、眼界与专业水平直接影响了那个地区的农民画发展方向，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辅导员人才缺乏与能力提高问题。
此外，同样令人担心的是，边远地区的农民画正在消亡，青海、新疆等地的农民画现状还需要世界进一步了解。引导的前提是首先要了解和认识他们，由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中国美协联合编撰结集出版的《中国农民绘画调研汇编》，走出了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全程参与农民画调研的中国美协组联部主任马新林表示，对农民画的长期关注是中国美协义不容辞的任务，农民绘画应该在中国美术的殿堂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但如何通过专业的引导，提高农民画家绘画技巧而又不失其本真面貌，确实需要群策群力，我们希望充分调动专家学者与农民画家的积极性，共同找出解决之道。
“我做过杂工，洗船、搬货物我都干过，闲下来我就画画，我的所有作品都和我的生活相关。”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从事农民画创作的徐仲芳如是说。至今他依然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与土地和渔民生活紧密维系，即使在他的作品小有名气后依然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迫于经济以及地方重视程度不够等诸多原因，一些地区的农民画在参加本次展览评选时，只能拿出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也从侧面展示了目前农民画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市场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农民以及农民画在面对其冲击时，显得尤为突出——没有收入，有多少人能坚持创作？有了收入，又有多少能维系朴素情感而不被市场所左右？没有指导，他们的作品稚拙简朴但局限明显，难以完满表达心中所想，得到专家指导，造型色彩能力得到提升，但标准变化与视野拓宽还会让他们的作品保持乡土气息并能自由发挥想象力吗？
当我们真正认识并走进农民画时，才发现其未来发展充满了悖论。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产业化是农民画发展的康庄大道，认为专业的引导对农民画大有裨益的话，有一点我们要必须坚守的：保留农民画家与土地、周围生活的质朴简单联系，这是农民画的精髓、也是农民画存在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