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调，是蒙古语“乌日汀道”（ｕｒｔｕ ｉｎ ｄａｇｕｕ）的意译。“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道”为“歌”之意。相对于结构短小方整、节奏节拍均匀的短调民歌，“长调”不仅是蒙古人民关于此种文化表现形式的通行称谓，同时也较为确切地体现了其音乐风格和音乐形态特征。

    一些学者通过将现存的蒙古族长调与古代文献中的民歌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匈奴人当中传唱的民歌，其诗句格律和表达习惯，与今天蒙古族长调十分相似。而且，这种体裁民歌仍然是后来鲜卑、柔然、敕勒等草原民族民歌的典型形式。可见，长调民歌并不是蒙古族的独创，它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遗产，蒙古族继承了这一伟大的传统，并继以创造和发展，使之牢牢扎根于北方草原。

    长调民歌是游牧生活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游牧生活的生动表现。长调民歌所反映的题材内容、民俗功能和体裁特征也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根据内容题材，长调民歌可分为赞歌、哲理歌、训谕歌、情歌、思念歌、叙事歌等；根据民俗功能和体裁特征可以分为宴歌、婚礼歌、牧歌、娱乐歌、劝奶歌等。这些民歌在传统节庆、民俗生活以及在野外放牧时歌唱。长调承载着蒙古族的历史，反映着蒙古族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且与蒙古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心理、人生观、世界观、风俗习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体裁，它所表现出来的博大的精神内涵，创造了蒙古族乃至世界性的艺术形式和人类文化财富。在蒙古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长调不只是心灵的咏唱、生活之娱乐，而且它也是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象征。人们往往用歌的形式来记述历史、反观历史；反过来，也从歌唱中捕捉经验来创造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这些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恢宏博大的审美蕴含。在蒙古族传统文化当中，长调是特定的民俗符号。每个地区的长调民歌作品，往往按照一定的民俗功能序列排列在一起，分为宴歌、婚礼歌、祭祷歌、礼仪歌、游戏歌等，使得平常的民俗生活被赋予了艺术的意蕴。

    长调民歌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辽远，音多词少，气息绵延。在历史的传承中，由于蒙古高原地域辽阔、自然生态复杂，且各个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历史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长调形成了部族化、地区化、时代和个人的诸多风格系统。从总体上看，蒙古高原上长调风格的分布以中国内蒙古地区的锡林郭勒草原为中心，从东部的呼伦贝尔、科尔沁草原，经过蒙古国喀尔喀，再到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大漠草原，直至青海、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均是蒙古族长调的流行区域。目前从长调民歌的流传分布情况来看，无论是旋律形态方面，还是演唱技巧方面，在保持长调民歌的整体风格特征外，又显示出各地区独特的个性化特征。

    长调民歌所表现出来的蒙古族音乐审美习惯，总结起来其本质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长调民歌唱词的典型模式是每段唱词由前后句组成。其中，前一句唱蓝天、大地、草原、山川、河流、骏马等自然万物；后一句抒咏人间的恩情、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前者歌自然，后者表人情，而它却是在一支曲调的两次重复上完成的。可见，人们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感受和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感受，用同样的曲调唱出，从而对象和主体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完美地凝聚在了一起。从中我们听不到人类对自然的抗争，而是充满了赞美和歌颂。每一首长调民歌的背后，往往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隐喻和象征来表现大自然的和谐完美和人类历史的壮丽浩荡，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生命主体的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温馨的挚情和深邃的思索。可见，蒙古人通过长调，将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相联结，凝聚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草原犹如长调，长调则是歌化了的草原。

    新中国成立后，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昭那斯图等老一辈长调歌唱家，将蒙古族长调从草原带到了都市，从蒙古包唱到了舞台，从此蒙古族长调成功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通过60多年的发展，长调民歌不仅在草根社会得到了生存继续，同时通过专业舞台、学校课堂实现了专业化发展，出现了拉苏荣、扎格达苏荣、阿拉坦其其格、乌云毕力格、乌日彩湖、达瓦桑宝、朝伦巴图、扎力嘎夫、乌云等几代长调歌唱家、教育家。

    ２００５年，经我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成功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说明了世界对长调这一文化遗产重大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的充分肯定。

    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长调的生存面临着种种危机，不仅体现在曲目的大量流失，传承人的减少，更重要的是草原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下，牧民生产生活的变迁所造成的赖以生存的长调自身的变迁。因此，长调的挖掘与保护刻不容缓。

    绿草和牧歌都是草原的表达，前者属于物质领域，后者属于精神领域。二者相互依存，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方的损失都将触动整个草原的命脉。让我们爱护我们的草原！爱护我们的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