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西北大地，含今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西起新疆帕米尔高原，东至陕北府谷县东端；南自青海和陕西南端，北至新疆阿勒泰地区北缘。汉、回、维吾尔、藏、蒙古、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柯尔克孜、锡伯、俄罗斯、达斡尔、满等近20个民族长期生活于此。悠久的历史记忆，多民族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地理地貌，使这块土地上的民间文化蕴藏十分丰厚。据统计，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90项，其中，民间文学13项，传统音乐28项，传统舞蹈20项，传统戏剧25项，曲艺16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7项，传统美术24项，传统技艺29项，传统医药2项，民俗30项。
这里有着丰富的口头文学遗产。有著名的中国三大民族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有珍贵的《河西宝卷》、土族的《拉仁布与吉门索》、东乡族的长诗《未拉尕黑》、青海的《康巴拉伊》《汗青格勒》、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达斯坦》、青海藏族的《藏族婚宴十八说》、柯尔克孜族的《约隆》。此外，还有神话和数不清的民间故事、传说和歌谣。
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加之又是多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又是西北地区特有民族，因此民俗事项十分独特，从岁时节会到人生礼仪、衣食住行、民间信仰、体育游艺等，都有丰富的遗存。有一些民俗事象，在发达地区早已消失或变得面目模糊，在欠发达的西北乡村却保存完整而古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含扩展项目）“民俗”项下的西北民俗事项有：锡伯族西迁节、塔吉克族引水节和播种节、土族纳顿节、塔塔尔族撒班节、热贡六月会、西和七夕节（乞巧节）、黄帝陵祭典、太昊伏羲祭典、炎帝祭典、青海湖祭海、维吾尔族麦西热甫、民间社火、抬阁、永登高高跷、那达慕、土族婚礼、撒拉族婚礼、塔吉克族婚礼、铜川药王山庙会、泾川西王母信俗等。
目前，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呈良好态势，这种良好态势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传承主体的自觉，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随着全社会文化视野的扩大和思想理念的转变，这一现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身怀绝技的传承人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大师”称号，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继承前辈的技艺并使之发扬光大，成了传承人自觉的责任，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和持续发展注入了内在的动力。从花儿的传唱到剪纸、刺绣，从太平鼓的演练到社火、高跷，各个项目都有了一批土生土长的“把式”，他们是非遗传承的主体和灵魂。
（二）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指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铺设了通途。非遗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传承主体的能动作用之外，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指导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除了跨省区的项目之外，非遗项目多是地域文化泥土里开出的花朵，当地有关部门对非遗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至为关键。政府不仅能够通过行政手段给其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而且通过资金扶持，使其自我造血，长高长大。而专家、学者的指导，则是其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比如庆阳香包别具特色，但过去仅是作为端午节小孩戴的一种“耍货子”，没形成规模，也非文化产业，而且季节性很强。2002年，通过学者的策划，由政府出面，于当年6月在市府所在地西峰市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庆阳香包艺术节，艺术节邀请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协会、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省民俗学会、关陇民俗研究会的专家，对庆阳民间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同当地文化界和政界人士一起进行了专题研讨，庆阳香包一炮打响。此后又连续举办4届香包艺术节，小香包终于做成了大产业。据2005年统计，香包作为一项产业，有1万多个生产户，30多个基地100多个企业，100多万人从业；仅正宁1个县从事香包生产的就有6178户，1.24万人，年生产香包35.5万件（套），销售收入560多万元。此外，政府的重视和学者的发掘，也使得西和乞巧节和陇南山歌声名远播。
西北其他省区的情况和甘肃相类似，有的行动要更早一些。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重视，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是共同的：
其一，政府主导、学者指导、专业人士传承、媒体宣传成为一种运作模式。有些项目还有商界的参与。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一些“养在深闺人末识”的艺术瑰宝走出“绣楼”，为更多的人所欣赏。这些非遗项目存在价值的实现，给其生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再像之前那样自生自灭，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比如青海民和土族庆丰酬神娱人的那顿节，据说起始于元代，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却不复存在，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才逐渐恢复。近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有了扩大之势，互助也有了那顿节。那顿节从农历七月十二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十五日止，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
其二，挖掘、抢救工作取得了好的效果和实绩。如前所述，西北地区已有190个项目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同一个项目多地传承，那就更多了。维吾尔木卡姆和花儿还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抢救和保护，使一些项目脱离了濒危境地，一些项目不再面目模糊，暧昧不清。政府的责任明确了，专家的作用得到了更好地发挥，传承人的胆气壮了。
其三，一些有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产业方向发展，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这对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不仅走向全国，而且走向世界。
其四，非遗保护工程和节庆活动及当地旅游文化结合起来，相得益彰，祖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地方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在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面积不大，旅游文化却发展得十分红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在改变单一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旧有的理念。
其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孝通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使多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全国一样，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进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拨出专项经费，这给非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但也应看到，由于生长条件的改变和一些非遗项目原本功能的丧失，加之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非遗保护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后继乏人是许多非遗项目生存的最大难题。另外，不排除有些地方还存在急近利心态，把当地的非遗项目当成了“摇钱树”。单纯的经济观点会导致“轻保护、重开发”，这对非遗的生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在非遗保护与开发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继承与创新”、“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几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保护，其次才是开发，要谨防过度“开发”使“遗产”变色变味，导致“遗”产变“现”产。
（一）随着非遗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欢，一些项目开始走出村巷山野，走进了现代化都市，走上了舞台。在舞台演出时，总是要对它进行精心“包装”，从演出服饰到音乐、舞蹈的“改进”，煞费苦心。结果，一些项目被奢侈化、文人化，失去了民间的“土”气“土”味儿，不再古朴鲜活。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在自觉地发生变迁，如花儿。花儿过去被认为是“有伤风化”，因此只能在山野间演唱，是不允许在村子里唱的。现在，随着农民工进城和城市职业花儿歌手的出现，却有了“茶园花儿”。花儿发生这种变迁是正常的，谁也阻挡不住。但对乡间的“原始花儿”则一定要认真保护，从花儿会的文化空间到传承人，都要有切实的措施，以保证其持续存在并有较好的发展。
（二）旅游经济激发了一些非遗的生命力，但却也使一些项目的本色不再。有些歌舞本来就是特定场合特殊节庆活动的仪式性内容，但在旅游经济的统筹下，却失去了原有的特别功能和服务主体，成了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旅游策划“大师”打着“开发利用”的幌子公开造假，有人就公开宣扬“三分真、七分假”的理论，只要有三分真实就行了，七分要靠人去“制造”。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民俗学者也没有这方面的自觉，甚至为其推波助澜。这样的“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后果。
（三）由于生存环境的失去，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比如甘肃陇南最后一个盐婆婆的土法熬盐技艺，还有一些已经被时代淘汰的土作坊，如油坊、磨坊、染坊等。这些“作坊”，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还很普遍，眼下已经很难见到了。对于这类遗产，也应有意识地保存一些“历史的风景”，最好是在原发生地，连同其生存空间都能给以完整的保护，作为“历史的见证”一代代地传下去。还有一些手工技艺、营造艺术等，也处在濒危境地。如甘肃庆阳董志塬上的地坑院窑洞，整个院落都在地表之下，非常珍贵，真正体现了周先民“陶覆陶穴”的居住特点。但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好转，大多数人都搬出了窑洞，己经很少有人再住地坑院了。不出几年，这种独特的建筑艺术就将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对其进行抢救、保护迫在眉睫。
（四）在开发利用上，应根据非遗性质的不同区别对待，防止过度开发。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可以作为产业开发。有一些项目，本来就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比如传统体育、杂技，一些戏剧、歌舞艺术等，大力开发是应有之义。还有一些项目，其中某些元素是需要发展的，如花儿的歌词、春节社火的春官词，本身就是活态的。而有些非遗如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歌谣、传统音乐、手工技艺等，其价值就在于“原生态”。为了演出或宣传而进行改编是可以的，但改编后的“作品”就成为“次生态文化”了，不再是保护意义上的非遗。
（五）一些非遗在学界地位很高，但对当地年轻人却没有吸引力。一方面与年轻人的审美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传承人不容乐观的生活状况有关。在一些地方，非遗产品价格或演出报酬与传承人付出的劳动不相称。据调查，一场皮影演下来，艺人们辛辛苦苦，每人所得报酬不到10元，当地的年轻人多表示不愿学该门技艺。这也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应引起政府的重视，做出必要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