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西部这片沉寂已久的大地。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一重大的战略转移使西部地区欠发达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经济的变动又使以此为基础的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拥有一些新的动向和质素。
西部文学的背景与历程
在很多人眼里，西部是原始、落后、蛮荒的代名词，有的只是漫天的黄沙、荒凉的戈壁、无尽的沙漠和寒荒的村落，但是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的人们以他们的坚韧和刚毅守护着高天厚土，过着生活艰辛困窘但精神却并不平庸的日子。
从自然地理上来说，西部是一个高地。西部这片地处欧亚大陆之间的高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到3000米以上，属自然地理上的高地；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在总体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形状，西部地区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梯，第一阶梯涵盖了青藏高原，第二阶梯则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从文化地理上来看，西部仍不失为一块高地。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是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西部文化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腊玛古猿、元谋猿人、蓝田猿人证明这片土地曾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大地湾遗址、半坡遗址、三星堆遗址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人类原始生活留下的浓重的历史痕迹。原始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成胚胎，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西部处于世界四大古代文化之中，西部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区域，从而形成了西部的六大文化圈层，这就是由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中国中原汉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新疆伊斯兰文化圈层；由中国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雪域高原的苯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青藏吐蕃文化圈层；由中国中原文化汇合西域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陕甘儒道释文化圈层；由草原游牧文化和喇嘛教相结合基础上融会其他文化因子形成的蒙宁西夏蒙古文化圈层；由山地农耕文化与来自不同方向的汉族文化结合而成的巴蜀儒道释文化圈层；由山地狩猎文化与外来屯堡文化杂合而成的滇黔桂的多神崇拜文化圈层。在中国西部的各文化圈层之间，又有“四线”，即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之路四条文化线路相连。西部还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又是多种文化的结合部。这里的文化，是大陆文化区内各种板块非常典型的结合，从地理环境看，是东亚、西亚、南亚、北亚文化的结合部；从生产方式看，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从宗教和哲学看，是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儒道互补哲学和多神崇拜的结合部。这一切都说明这里是一个具有文化兼容性的地理区域。
西部文学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觉醒和萌动还应当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说起。抗日战争时的内迁使得延安、桂林、重庆等城市成为进步文学阵地，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更成为汇聚中国文化精英的卧虎藏龙之地，西部地区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了五六十年代，西部地区和西部文学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出现了一大批取得了骄人成绩的作家。以柳青、柯仲平和杜鹏程为代表的陕西文学群落，以冯牧、公刘、徐怀中为代表的昆滇文学群落，以李季、闻捷、李若冰为代表的丝路文学群落以及以玛拉沁夫、铁衣甫江等人为代表的民族文学群落，为文学界贡献出了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优秀作品。正是这两次文学创作的高潮，为８０年代明确倡导西部文学做了应有的铺垫。西部文学在８０年代迅即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一有着明确理论诉求和创作实践的文学潮流虽然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它给以后的文学发展拓宽了视野，也指明了路向。以杨牧、昌耀、周涛和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彰显着沉雄浑厚、大气磅礴的诗风；贾平凹、路遥、张贤亮、陈忠实的西部乡土小说，再现了西部乡土生活的沉重与希望；张承志、高建群、杨争光的西部传奇小说，散发着西部广袤的土地上处处可见的传奇与诗意；马原、扎西达娃的藏地小说，则展示了雪域高地的生存图景和民族想象。总之，这一时期西部文学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坛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和蜕变，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逐渐挤压着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生存空间并日益占据了文化的中心，伴随着大众流行文化出现的各种思想与文化也逐渐辐射和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中。文坛与市场的碰撞和联姻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以娱乐、消遣和快感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大众文学创作更能为作家们带来优厚的报酬。在这样一个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中，西部作家以他们的执着坚守着关注人的主题，他们将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熔铸在作品中，不仅使文学创作更富有文化底蕴，而且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经验。西部文学正是以其独特的姿态和坚守的精神，在当今中国文学格局中显得格外出众。学者赵学勇、王贵禄曾指出：“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作品对其地区而言有多么的出类拔萃，而是以西部独特的地理风貌、民情民俗、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毁灭、痛苦和欢乐、卑污和崇高作了审美化的提供和丰富。”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西部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以往的西部文学的讨论中，概念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地认为西部就是指大西北，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另外还有西藏、内蒙古两区。而西部大开发所涉及的省份远不止这些，还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等省区市，也就是说，新世纪西部文学的表现空间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与此相应，作家的阵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除了贾平凹、陈忠实、红柯、雪漠、王新军、杨志军、董立勃、赵光鸣、邓九刚、马丽华、扎西达娃等作家外，四川的阿来、广西的鬼子和东西、云南的范稳和夏天敏都以他们的创作建构着西部文学的大厦，这一时期也有了像《秦腔》《高兴》《西去的骑手》《乌尔禾》《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藏獒》《白豆》《米香》《青树》《暗红》《绝地逃亡》《空山》《格萨尔王》《好大一对羊》《后悔录》《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盛魁商号》《如意高地》这样一些西部文学中的优秀之作。这些西部作家们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没有一味地迎合流行文化，也没有简单地呼应社会的重大主题，而是执着地建构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世界，他们用文学的方式弘扬西部精神，关注着具有地域文化精神内核的主题，如生存境况、生态意识、文化精神等等。
高地上的生存样态
与富饶的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在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崇山峻岭阻隔了西部人与外界的充分交流和沟通，严寒和漫天黄沙让他们少了温婉细腻而多了豪爽和耿直，贫瘠的土壤使他们更加珍惜土地热爱土地，西部人在朴野苍凉的西部大地上形成了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性格、观念和行为，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锻造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和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多舛的命运使他们的性格中有着更多的韧性和坚毅。再现西部人的命运，再现西部人真实的生存形态也就成为西部文学不变的主题。“老天爷给个啥，我就能受个啥。他能给，我就能受。”这是《大漠祭》中老顺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也以这样的一种人生信条影响着他的子女，他们默默地生活在西部贫瘠的土地上。雪漠以平静的语调讲述着西部腾格里沙漠地区农民们平凡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普通到没有任何精彩之处，但就是这样的微不足道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老顺、孟八爷、灵官、猛子、憨头、莹儿等人演绎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其中的事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缴公粮、躲避计划生育等，但正是这些小事和琐事构成了农民们寒来暑往的生活。因为作者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他们活得很艰辛、活得很无奈，但同时也活得很坦然，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平，而是像永远沉寂的大漠般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原始生命力，生之艰辛和死之无奈在他们看来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生轮回，老顺的能够“受”一切的人生哲学体现的不仅是逆来顺受的忍气吞声，还有隐忍和豁达的永不服输。
同样具有这样性格的还有刘高兴，他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一个农村人，但他的衣着、谈吐和行为方式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人，他希望城市能够接纳他，甚至将卖了一个肾给城里人作为能够成为城市人的重要砝码，怀着做城里人的梦想，他带着五富来到西安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城市中最卑微的行业：捡破烂。尽管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尽管他身上有阿Ｑ的影子，但他的坚强、乐观和自信却向人们传达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用坚强战胜着困难，用乐观冲淡着忧伤，用自立和自信确立着人的尊严，用和善与友情暖化着世态的炎凉。
马丽华的长篇小说《如意高地》挖掘的是一段尘封百年的历史。这些人和事是由一本名为《艽野尘梦》的旧书牵出，清末将领陈渠珍所遭遇的超出常人想象的苦难是作品的中心情节。他带领部下从藏北无人区向西宁逃亡，200多天里九死一生，10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几人。更让人扼腕的是，那位追随陈渠珍的藏族女子西原，一路上对夫君百般照顾，到西安后却染上天花突然谢世。另外与陈同时代的那些人也都有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政界、军界、宗教界，无论藏族、汉族、满族，那些多舛的命途、苦海中的沉浮的人生故事令人遽然心动。“让活过的重新活过，让死去的再死一回。”同时作品还把“我”和几位当代人寻觅前辈生命影迹的过程穿插其中，而这几位当代人的经历也是多有磨难。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无尽的苦难和无边的悲凉。
阿来创作的精神取向自始至终是对人及其命运的关注与思考。《空山１——随风飘散》中的主人公格拉自幼与看似有些呆傻的母亲桑丹相依为命，是机村人眼中的有母无父的野孩子。他们母子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机村人尤其是额席江奶奶不时施舍给他一些食物使他们能够勉强度日。但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单纯的孩子，却不见容于机村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格拉被村里的孩子看作是欺负与凌辱的对象，大人们更是因为恩波的儿子兔子被格拉带到野外生病而迁怒于他，这一事件导致桑丹与格拉母子背井离乡离开机村。人们的猜忌与不理解最终将无辜的格拉逼迫致死。格拉在他有限的生命中一直在寻求融入机村这个小小村落的“路”，但他无力抵抗人们的冷漠、猜疑与谣言，机村人没有接纳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人们的疏远与冷酷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与坐化的额席江奶奶一道远去了，留下了他孤独的母亲桑丹和人生的苍凉与无奈。
董立勃通过《白豆》《米香》《青树》《暗红》等作品表达了他对人生、对人性、对人的命运的极富思辨色彩的追问：为什么没有坏人，好人却不断受到伤害，全是好人，悲剧却不断发生？白豆、白麦、米香、青树、穗子、周五、赵六、郑七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都在各自的生命轨道上演绎着属于他们的人生悲喜剧，人性的善恶交织、命运的难以把握与人的顽强抗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董立勃将自己的追问上升到了思考人生、拷问人性的哲理高度。
勃兴的生态意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农村也逐渐落下了田园牧歌式的帷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裂变，古老的乡村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不再是静谧祥和的精神家园。和土地、乡村有着更近的血缘关系的西部文学，对生态本身的变化以及生态变化所导致的世风人情、人的心灵世界的变化自然也有着更多的关注。贾平凹的《秦腔》详尽地记录了近２０年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也为乡土生活唱出了一首凄美的挽歌。作家肯定了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一既能为乡村的长远发展注入活力、又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代性事物，同时作家也表达了他深深的担忧，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土地的荒芜成为另一个严峻的现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同时，农贸市场的开放以及国道的畅通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掠夺了清风街为数不多的良田，仅国道的修筑就毁坏了40多亩耕地和10多亩苹果林。生态的变化，使原有的自足自乐的田园经济失落了，也使乡村的道德伦理有所位移。
“鹿群饮水，吃草/在天下众水的故土/羚羊在四时不断的花香中奔跑/天啊，赐给我们的正午尽善尽美/赐给我们双眼皮毛漾动的动物/犄角优美，身手矫健”，这是作家阿来在诗歌《歌唱自己的草原》中对于故土、对于家乡的深情赞美。此时的草原犹如天国般宁静，但是这样的幽静安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地被打破。阿来在其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中所涉及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众多村落，都无法逃脱生态被严重破坏的命运，留下了人们因为追求金钱利益被掠夺破坏得千疮百孔的自然界，处处显现出人们追赶现代化脚步的匆忙与急功近利，诗中所描绘的牧歌般的景象已成为过去时代的记载。
阿来通过自己的创作、通过自己故乡与部族的现实命运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足以使整个人类警醒的问题：“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当河水流送完这些树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耳边流动的只是干燥的风的声音，而不是滋润万物与我们情感的流水的声音。几乎是所有动物都有勇气与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得计的贪婪的动物，有勇气消灭森林与流水，却又没勇气与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对于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失去了荫蔽的嘉绒大地，阿来曾经无数次礼赞过的嘉绒故土，曾经是他所有美好的记忆所在的地方，现在在作家眼中却成为一个伤心之地。山川河谷、自然界被掠夺的满目疮痍使所有人都为之惋惜与痛心。长篇小说《空山》中也融入了作家对于生态问题的深沉思考，公路修通了，卡车开进了机村，这似乎都成了机村人与外界联系的最佳渠道，但卡车拉走的是宝贵的树木，拉来的人却在机村周遭的群山乱砍滥伐，机村人自己也向林木举起了锋利的斧子，他们无休止地让一棵棵树木倒下、让一片片树林消失，人们盲目地毁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空山２——荒芜》中机村人想到了迁移，他们决心背弃一个遭到天谴的地方，而迁移到那个比机村土地更肥沃、气候更适合作物生长的古歌中所唱的辉煌王国所在地——觉尔郎峡谷。无论是现实中的梭磨河、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以及嘉陵江流域，还是《空山》中的机村，都显示出人们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的严重后果，一味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必定会遭到大自然更加严厉的惩罚与报复。这不仅是阿来故土的问题，不仅是《狼图腾》中内蒙古额仑草原的问题，也不仅是中国西部的问题，而是应该引起整个人类重视的严峻的生态问题。
阿来的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将天国般美景的消逝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花脸贡波斯甲被驱逐到山上放牧，他向“我”这个不爱说话的坏孩子讲述远方的措娜温泉，他将温泉描绘得如天堂般美丽和令人向往。但措娜温泉的美景在后来的县长贤巴的领导下进行不当的旅游开发后不复存在，童年的记忆与美好的向往也消逝在荒草、水泥池子和脱落的墙皮中间。拖着长长烟尘的小汽车的到来打破了草原和神秘美丽的温泉的宁静，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失去的已不仅是行动的自由，还有永难找回的精神家园。
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是人类能够给予自然的唯一的回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美好，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的巨大潜力不能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耕地的荒芜、森林的消失、温泉的被毁都是人类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的恶果。像贾平凹和阿来这样一批作家，都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表达着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深切关怀。
多元的文化选择
在广袤的西部大地上，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与历史文化等的差异无疑也带来了西部作家创作上多元的文化选择。雪漠的《大漠祭》实际上并不是祭奠大漠，而是祭奠在大漠边上生存的农人。《大漠祭》满含激愤与悲伤揭示了这样的真理：西部生存的危难不仅来自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不仅源自传统文化的负重，更在于城乡不平等的对立格局建构中城市文化对乡村残酷的侵蚀与掠夺。出于对西部道德沙漠化的忧患，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两条狗》独出心裁，细腻描写了方家一条聪明漂亮、自恋矫情的母狗和吕家一条长于行动拙于表达、威猛多情的公狗从恋爱到偷情到怀孕生子又被人为弄死的过程。方家和李家有着小小的却因人心狭隘而不能解开的宿怨，“狗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人的世界里的”，它万万没有想到，“人的仇恨会牵扯到它们狗身上”！王新军以幽默反讽的语调揭示了人性中阴骘、肮脏的一面，当作家在篇尾无奈地道出“嗨！狗们这辈子”时，表达的是对人深深的失望。
因为西部的广袤无垠和远离主流社会中心的先天优势，它因此成为一些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的乐土和归宿，流浪汉因此也成为西部文学中的重要形象。赵光鸣这个自小从湖南浏阳流浪到新疆的流浪者，将流浪汉和精神漂泊者作为创作中的主人公，致力于挖掘这些远离家乡的人身上所蕴藏的生命强力，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表达深切的关怀，同时也探索和发现着人的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领域，并将其鲜活生动地展现出来。《绝地逃亡》等作品都是赵光鸣叙写流浪者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的，流浪在作者笔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个人面对现实时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文化选择。
“他的性格里带有藏獒的风格：越碰越坚，越要越强。父亲就像一支真正的藏獒那样，冲着前面飞奔而来的危险狂吼一声……”曾经生活在西部的杨志军在《藏獒》中这样定位父亲的形象。父亲用爱和温暖换来了草原人民与藏獒对他的尊重和信赖，他也用刚强和坚毅在“我”的心目中树立了高大伟岸的形象，他救活了曾经咬伤他的藏獒岗日森格，冒着生命危险使7个上阿妈草原的孩子死里逃生，作为草原工作人员，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草原和藏獒的工作中，父亲和藏獒都是“我”回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恩，什么是人性美。《藏獒》第二部和终结版延续着第一部的风格，作家通过藏獒的形象呼唤着人性的复苏，也呼唤着雄强的生命力，呼唤着能够像巍峨的青藏高原般傲然矗立的“人”的形象。红柯的《西去的骑手》中勇猛、彪悍的骑手马仲英犹如顽强地挺立在大漠风沙中的胡杨树，虽然他生不逢时，但他的血性、强大与虽死犹荣的阳刚之气，却能够激起每个人心中对真正的英雄的呼唤与渴望。活着，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如何活得更像人，却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
范稳的《水乳大地》写西藏与云南交界处卡瓦格博雪山下澜沧江峡谷里整整一个世纪的故事，这是西藏惟一的纳西族自治乡、惟一的天主教村庄。作品反映了藏族、纳西族杂居的区域多种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显现了艰苦环境中人的意志和信仰的力量、顽强不屈的精神。作品力图通过对雪域环境、藏地风情、宗教冲突、生命的奔突的展示，迸射出生命与生命、自然与神灵的碰撞而生的文化火花。《悲悯大地》的内容仍以藏地的历史生活和宗教文化为叙述对象，既保持着血性刚烈的传奇风貌，又坚守着魔幻空灵的艺术风格。作品以一个藏族人的“个人成佛史”来承担沉重的“悲悯”。都吉家长子阿拉西命中注定会成为了不起的活佛，只因尘缘未尽，与隔江相望的白玛坚赞头人的小儿子达波多杰结下杀父之仇。此后，澜沧江两岸各自延伸出一条追寻“藏三宝”的线索：达波多杰追求的是快马、快刀、快枪，而阿拉西则苦苦追寻佛、法、僧。最终，阿拉西摒弃了作为凡人的一切所有，牺牲了良师、胞弟、妻女、母亲，付出了巨大代价成为洛桑丹增喇嘛。他宽恕了仇人，阻止了战乱，拯救了生灵。如果说《水乳大地》关注的是多元文化、多种民族、多种信仰相互的濡染和冲撞，而《悲悯大地》则通过个人成佛史，展现了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充满魅力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作品都是用艺术的方式，寻求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文化生活方式。
在极度张扬个性、“宏大叙事”遭到质疑的新世纪文坛，在文学创作与出版运作、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成为不可争辩的现实背景下，西部作家们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把关注百姓的生存境况、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文化选择以及地域文化的展现作为创作中永恒的主题，贾平凹为清风街的父老乡亲们立传，嘉绒之子阿来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穿行，雪漠讲述着凉州农民生之艰辛、爱之甜蜜和死之无奈，赵光鸣为流浪汉和精神漂泊者谱写着一曲曲悲歌，范稳生动形象地展现着波澜壮阔的藏族聚居区生活，杨志军深情呼唤着强劲生命力的复归……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他们可能有些落寞，但他们所取得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直面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真实处境，穿透己被固化了的西部文学表层色调，超越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等题材层面，开掘西部文学历史与现实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是西部作家文学实践中应当注重而且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相信，西部文学之路在未来会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