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现代性意识的高扬、启蒙思想的重铸、传统学术门类的分化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初建、知识分子身份与地位的边缘化及其文化知识结构的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文学与文论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比较、冲突中，其合法性危机不断凸现，特别是经过西方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后，开始了拟自然知识体系向现代科学轴心体系以及社会秩序价值向历史进步价值的多重转变，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倾向日渐明显。“五四”以来和“文革”期间，又由于西方文艺理论资源的全盘引入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苏联文艺理论模式）一元化地位的确立，造成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舶来性”，并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西方现当代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但“西学为体”仍是当代中国文艺学建构的基本理路。可以说，中国古典文论在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仍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反复就“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中国文论西化”等议题展开争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形态的形成主要基于对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移植和借用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又有着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规范，这就带来了西方理论对中国作品的阐释的有效性问题。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批评形态的设计需要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特点出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应更加重视在探索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近代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将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有用资源有效并快速融入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构中来，在古学、西潮与新知之间努力实现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的消解。就此而言，厘清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辩证地处理好“旧学”与“新知”的问题，以继承与激活的态度使古典文论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化成我们现当代文论知识结构中活的因子，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浓郁的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看，古典文论关注的是人而非文艺，是文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而非人培养什么样的文艺；从其逻辑展开看，是人的精神决定艺术精神，艺术精神反过来又塑造人的精神；从古代文化的生命线看，人学也一直占主流地位。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是以“仁政”、“民本”为思想基础，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是中国文人主动关心社会与人生的忧患意识、事功精神、危机感、爱国心、求道欲等，“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等都是这种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理论体现。“为艺术而艺术”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以载道”才是中国人对于文学的最基本要求，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学在多数时候都受到严厉的批评。中国人从先秦开始就一直把“文”、“文章”看成是各种事物的外在显现，始终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这种文学现实主义与作为历史主流意识的儒家文化精神密切联系，并构成了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史的主线。中国人有自己的“道统”、“学统”，也有自己的“文统”，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文统”——在德性文化中熏染、成长的中国文人的使命就在于以道自任，改造政治与社会。虽然我们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也能清晰地寻找到审美主义的历史流程，但总体上看，它也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补足物而已。这种精神对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游戏主义，人文关怀与深度生命体验的缺失，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以及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的缺失等痼疾，都有很好的反拨作用。

    二、深刻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首先表现在其诗性的表达方式上。中国文论的智慧就在于以生命体验为底里，以整体直觉为依托去参证和感悟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其理论表述的字里行间浸透着艺术感染力，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理论境界，许多理论或批评文字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诗歌或散文。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与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这种整体直观式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索往往注重保全批评对象的神完气足，同时又给接受者以美感享受。这一点与当今生态批评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抵制以牺牲文学艺术的感觉、情感和想象为代价的学术理性的批评理念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可以说，这种在判断力与想象力、理智与情感、普遍知识与瞬间体验的相结合中去把握事物内在的关联性、有机性、整体性的诗性智慧，对于重思辨重分析的现代文艺批评理论思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其次，这种诗性智慧还体现中国古典文论往往将人生境界或精神境界的证得视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的探索和审美特性的剖析这类话题固然也是古代中国人所悉心求解的，但心性的证语、生命的安顿、胸次的陶洗才是他们解字、析句、评文、说理的真正目的，通过艺境的感悟与揭示去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才是他们真正的旨趣之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从来没有什么像西方那样的“为诗辩护”的论题一再出现的原因，因为，在中国文艺理论家看来，文艺理论所宣倡的也不过是一种融道德、哲学、艺术于一体的精神境界，艺、道相统一，道行而艺从，因此，无须为诗一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看到哲学思维、历史意识和文艺批评方法的辩证互动、相互涵盖。它对于解决当代文化的诸多弊端如过度追求文字技巧、感官刺激的现代性偏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特别重视万物间的整合关系、辩证运动关系、有机性联系。从老庄到《周易》到魏晋玄学，从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说到古典审美“流观”论，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到庄子的“以天合天”，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可以说，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和谐联系的论述是代不乏人。这种以整体性、有机性、辩证性来理解宇宙及万物关系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建构了中国文艺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之美的追求。在天、人、地和谐关系中来理解中国艺术的价值和地位，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论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和谐”构成了中国文艺美学与文论的内质和基本特征。这种和谐美学观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美与善的统一（突出表现在儒家文艺思想中），在文艺理论中强调艺术与道德的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的统一。2.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突出表现在庄学与玄学中），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交感和融合，强调以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力去深契宇宙天地间生生不已的机趣，重视师法自然，含合造化，在感性的自然形态中直探宇宙的机心。3.强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国古典文论十分重视透过有限的笔墨等来传达无限的生命意蕴，倡导艺术美创造的法则应该是虚实相生、有无统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在此基础上更追求形外之神、实中之虚、象外之象、景外之情、言外之意。4.和谐化的文艺范畴建构与处理方式。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审美原则往往以一种辩证视境体现在多方面。如：在审美内涵方面，有文与质、情与理、情与采、情与景、言与意、形与神的关系；在审美创造手段方面，有虚与实、一与多、真与假、动与静、隐与显、借与对、犯与避的关系；在审美风格方面，有刚与柔、浓与淡、巧与拙的关系；在审美历史流程方面，有通与变的关系；在审美情趣方面，有雅与俗、奇与正的关系，等等。可以说，辩证美构成中国古典文论审美原则的灵魂。这种和谐观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具有向当代生态美学转换的重要价值，能为当代生态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当今生态文艺批评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也能为建构生态化的和谐化（既非“西方中心主义”亦非“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美学与文艺学思想平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古典文论的生态智慧还体现在它的文学生态还原精神。中国古典文论思想的提出，很多是由兼具创作者与理论者双重身份的人完成的。他们对文学思想的阐发和论说往往不是盘桓于单纯的理论或概念的分析，而总是每每将之同具体的实际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换言之，中国文论和创作、欣赏都有着更为深刻的相关性，其理论思考及批评实践之原初发生与实际的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内在的生态关联。这种亲切的、从艺术创作中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审美体验具有典型的文学生态还原的特质，对于纠正当代文艺理论中的专注于形而上思辨而缺少实际创作支撑的理论建构的偏颇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精神内核与基本特征的剖析与发掘，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有更好的了解，并在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比较与对话中，以互证和会通的眼光来“打量”中、西方诗学，实现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有效碰撞”，通过比较、认同、阐发、互释、整合、重构等方式，对不同文化间差异性进行深度追问。特别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全球化和自我认同已成为世界现代性运动的两极，这种文化自省对我们在深度比照中寻求中西诗学平等对话，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返本才能开新。要实现传统文论向现当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同当今国外先进文艺思想的对接，要克服当前文艺学研究繁荣景象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无根性困境，必须将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视为一个开放的、有待激活的思想视野或理论视域，而不是将古典文论视为一门单纯的学问或死去的遗迹来处理。在传统文论思想中汲取创造性活力因子，发掘其当代价值并参与到当代和谐文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与批评模式的建构中来，既是学界的共识，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