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光鲜，手拿手杖，轻盈地奔来跑去，满面是年轻人志得意满的神采飞扬，当74岁的焦晃在舞台上这样演出《钦差大臣》中年轻的“假钦差”时，“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纤维都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心里则充满了喜悦：“我感觉在舞台上抢回了几十年的时光，借以证明我的创作神经尚未完全老去！”

    话剧《钦差大臣》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焦晃艺术工作室制作，于果戈里200周年诞辰的2009年排演完成，在沪演出成功后，近日又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实际上，这是一场迟到的演出。”焦晃说，“早在1959年，我将从上戏表演系毕业的时候，《钦差大臣》是我们的毕业大戏。我们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然而最后一刻，演出计划却突然流产。因为《钦差大臣》是一部讽刺喜剧，跟当时的氛围不协调，而且外国戏也不再让搞。”50年过去之后，当时的同学少年现在都已白发苍苍，在一次同学聚会时，大家突然想到排一出戏。于是就萌生了重排《钦差大臣》的想法。“一来圆59届同学未了的一个梦，二来这个戏的角色多，可以让班上的同学尽可能多地相聚舞台。”焦晃高兴地说，“结果大家一拍即合！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状态，老演员们之间的那种默契，使人很容易想到50年前排练《钦差大臣》时的那种狂热。”圆梦的时刻到来了，舞台上这群兴致勃勃的演员平均年龄已在70岁以上。

    年龄成为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同学们聚在一起先试排了3周，不事声张，排戏在悄悄地进行。“我在这个年龄演一个举止轻浮又无聊的公子哥赫列斯塔科夫，一开始我心里也没底，而这个人物又是全剧的关键，演出能不能成功压力都在我这里。”焦晃说，“结果很幸运，大家都感觉可以。而且，对于一个演员来讲，越有距离就越有挑战，只有与角色离得够远，才有空间可以去发挥。”为了给演出保存体力，焦晃在平时生活中尽量保持体力最小的消耗，留存到舞台上释放出来，于是才有了那个轻佻欢快的小伙子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呈现。

    年轻角色带给焦晃的活力，常常使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段岁月慢慢将他带进话剧的世界。焦晃出生在北京。抗战爆发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们从北京逃难去重庆投奔父亲。那时的重庆，聚集了全国最主要的话剧艺术家。焦晃由此看了不少话剧，陈白尘写的《禁止小便》、张瑞芳演的《民族至上》等让他印象深刻。但他从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焦晃全家随父亲来到上海。有一天，老师要他朗读一篇课文，他字正腔圆地念了一遍。结果，课后他就被推荐到学校戏剧组，成了一名骨干，从此对戏剧的感情日渐深厚。高中毕业后，焦晃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1959年，焦晃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之后，他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因其成功塑造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诸多形象，被人称为“莎剧王子”，又因其在舞台上的忘我投入，也被人称为“戏疯子”。回忆自己所塑造的角色，焦晃说：“我对每个角色都是充满感情、用生命去拥抱他。《无事生非》《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秦王李世民》《美国来的妻子》《正红旗下》等等，都倾注了我的热情，也将我的热情传达给了观众，让他们和我一起激动。”

    不轻易接戏，但一旦允诺就会付出全部努力，这是焦晃演戏的原则。焦晃说：“我有时候一星期会演出6场戏，这6场戏里，我每一场都会全心投入。但是有两场会让我极其幸福，有两场一般，有两场我觉得坏透了。演得好的时候会很兴奋，睡不着觉；演得不好时会很惭愧，也睡不着觉。当然在观众看来可能没什么区别，这就像是数字，差别在小数点后面几位。如果能把小数点后面的两三位数搞仔细了，这个戏就能百看不厌。当我演得好的时候，可以很具体地感觉到我在影响观众的心理，我可以感觉到观众的眼泪、观众的坐姿，我的情绪弥漫在剧场里。”

    焦晃始终认为戏剧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它启迪人们更清晰地认识世界、体察自己。他说：“一个好的剧场好比城市的一扇文化窗口，我们的都市如果没有一个审美的夜晚，那会显得多么寂寞和乏味！一个美好的审美的夜晚，会让观众记忆终生！”焦晃至今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上海一对年轻的恋人看了《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后不能自已，在马路上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决定结婚。“我想，那是他们人生中很充实的一晚。一定是的。”

    为了这种纯净而又美好的心灵交流，古稀之年的焦晃仍然无法割舍舞台。2006年，焦晃出演话剧《SORRY》，当时他饰演的角色比他年轻20岁，他形容那一次演出时说：“如果说演戏是挑着几担水的话，演《SORRY》就是挑着18担水。”他以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舞台演出，直到2009年他又一次登台，饰演比自己年轻40岁的“假钦差”。“舞台让我年轻，给我活力，我感觉我仍然可以继续出现在话剧舞台上。”这一次演出让焦晃不再轻言离开，他的舞台青春仿佛又一次来临，“我眷恋舞台，能够将全部青春和生命都给予舞台，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