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先生的《话说中国舞蹈》作为《光明日报》“光明讲坛”的“高谈阔论”引起了文化界的莫大关注。有位文化界的朋友说，他最为惊叹的是资先生不卖弄学问、不故作高深而将广袤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崇高的使命悄悄搁置在一个平实的话题下。相对于资先生的《话说中国舞蹈》，我更喜欢那篇《专业舞人的职业尊严和对“舞蹈研究”的思考》，这篇占据《中国艺术报》（2008年9月12日，本文所引资先生话语均出自该文）一个整版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一次与年轻舞蹈学子的谈话”。读这样的文章，就像在听资先生谈话，虽然我作为资先生的入室弟子已并不年轻了，但仍有耳提面命、醍醐灌顶之感。这种感觉倒不是觉得资先生有如何了不得的“舞蹈思想”，而是觉得她是我们舞界真正有思想的舞者，真正会思想的舞人，真正敢思想的“舞士”！

    我之所以推崇资先生这篇文章，在于她提出了“舞蹈的职业尊严”和“舞评的健康生态”这样的命题。作为从事舞蹈批评多年且好歹也是一个“腕”级批评家的我，此后每当提笔评舞，就总感到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就总感到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在我看来，“舞蹈的职业尊严”和“舞评的健康生态”是个相互关联的命题——“职业尊严”是基点，“健康生态”是路径；“职业尊严”是动力，“健康生态”是轨迹；“职业尊严”是信念，“健康生态”是实践……换言之，我们要维护“舞蹈的职业尊严”，就要营造“舞评的健康生态”；同理，只有营造出“舞评的健康生态”，才能维护好“舞蹈的职业尊严”。

    为了营造“舞评的健康生态”，资先生的主张可以归结为讲真话、明真相、析真理。对于舞蹈批评而言，这是不断深入的三个层次；对于批评家而言，这是不断提升的三个境界。所谓“讲真话”，用资先生的话来说叫做“心口如一，实话实说”，资先生认为“讲真话”不过是批评的“底线”。我以为这既是道德底线也是学术底线。以我多年的艺术批评实践而言，“讲真话”虽是“底线”，但却并不容易做好。因为就批评主体而言，“树立职业尊严”虽解决了操守问题，而与此相关的能力问题却要看是否“具备职业学养”；就批评对象而言，对象的存在一方面会受到解读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制于创作者所追求的独特的言说方式。因此，“说真话”只是意味着批评主体有“真心诚意”，还要看主体认知与对象意义生成的“双向建构”中能拥有多少“真凭实据”。

    提供较多的“真凭实据”是“讲真话”能取得较好效果的内在依据，而这就使我们的舞蹈批评走向了“明真相”的层次。资先生要求的“讲真话”，不是某种“底线观”，而是能讲话时讲真话，不能讲真话时可以不讲话，如果不能不讲话时至少不能讲假话。资先生要求批评家“以自身的学养、见地，讲出他人所未知、未见或不敢讲的话”，这就是要求我们的“讲真话”能够帮助观赏者甚至创作者“明真相”。其实，“明真相”对舞蹈批评而言，是一个不低的要求了。我读过不少舞蹈评论，算了，还是说我以前写过的不少舞蹈评论，自以为“明真相”而故作睿思状、雄辩状，其实往往带很大的片面性，是“片面真相”或“局部真相”。当人家指出“真话”的片面性时，还振振有词地说“深刻的东西都是片面的”，说“全面只是一个理想，是无数片面不断互补的一个过程”。因此，“讲真话”不是仅凭“真心实意”就可以达到的，能帮助“明真相”的“讲真话”需要更多地发掘对象的“真凭实据”，因而也就要求言说主体有更多的“真才实学”。

    舞蹈批评主体需具备“真才实学”，才能使舞蹈批评的“讲真话”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而不是像前一时期某些对舞蹈批评的批评文章，可能其中也不乏“讲真话”的真率，但因为“真才实学”的缺位而显得信口开河、信马由缰。资先生说自己“曾在不同场合倡导‘三真’，即要有对于‘困惑’的真实感受、追求艺术真谛的强烈愿望以及对于自己思考的真切表达”。按照资先生倡导的“三真”精神，其实是要求我们的舞蹈批评由“讲真话”、“明真相”上升到“析真理”的层次，而这也就意味着批评家在“真心诚意”的操守和“真才实学”的能力中，实现舞蹈批评的“真知灼见”。资先生自己的舞蹈批评无疑是具备了“真知灼见”的“讲真话”，否则她认为批评家与创作者应当葆有的“诤友关系”就会只“诤”不“友”了。我有时会静下来（就是资先生所说摒弃“虚浮杂念”）想想资先生“讲真话”的特点，我以为这个特点一是敏捷二是犀利三是通透四是友善。

    文章写到此时，自以为应当“三省吾身”了。平心而论，舞蹈批评的写作对我而言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行为，我也认为没有纯粹的舞蹈和纯粹的舞蹈批评。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１３年间，我的舞蹈批评更关注职业品位和“学院派”价值；而在文化部艺术司工作的８年间，我是在整个舞台演艺的发展、繁荣中来关注舞蹈创作的。特别是我们近年来为改变文化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现状时，舞蹈创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使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舞台科技的迅猛发展、舞台演艺与山水旅游相结合的日趋高涨，使我们的“讲真话”也有个观念变革和价值调适的问题。因此，我所期待的是除了具备“明真相”、“析真理”的较高层次的“讲真话”外，还需要形成宽松的、发展的“讲真话”的局面。如果在这个局面中有些“真话”不合我们既往的“真理”（特别是阶段性的“真理”），我们也不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加以对待。“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古谚告诉我们，“讲真话”的目的是“求真理”，而“求真理”的路径却是很多的，更何况我们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确实需要很多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