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市中心，一个舞团能够连续登台献演两周半，每晚上座近２０００人，下一个演出季门票也早已预售一空，数周前如此，数年来亦如此。这样的盛况惟有保罗·泰勒能办到。在现代舞界，如今能将观众拉进剧场的舞蹈编导恐怕也就只剩下了保罗·泰勒。现代舞，这个滥觞于美国，目前却踯躅前行的艺术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直饱受着规模缩小、重新界定、团体解散的困扰，令人深感其前途岌岌可危。
自从默斯·坎宁汉和玛莎·格雷姆相继辞世，特怀拉·萨普（Ｔｗｙｌａ Ｔｈａｒｐ）数年前解散了自家舞团转战芭蕾舞和百老汇之后，若以创作活跃度和观众普及面而论，清点一下美国现代舞领域的主将，硕果似乎仅存两枚——今年７月就年满８０的保罗·泰勒和５４岁的马克·莫里斯（Ｍａｒｋ Ｍｏｒｒｉｓ）。另外值得一提的则是５８岁的跨界艺术家比尔·提·琼斯（Ｂｉｌｌ Ｔ． Ｊｏｎｅｓ），他引领着一家小型团队却在这个领域拥有更多的观众。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旦这些资深前辈离去，而现代舞编导不再吸引公众和资方，聘用演员的水平和规模也再难以企及前辈，这门艺术形式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培养好接班人了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舞蹈总监道格拉斯·桑塔格（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ｏｎｎｔａｇ）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对我来说，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我们这一代人远没有和我们正在失去的那一代人同样强大。”鉴于经济不景气，过去这十多年来，政府对舞蹈的扶持有所下降，美国舞蹈服务组织负责人安德拉·施奈德（Ａｎｄｒｅａ Ｓｎｙｄｅｒ）也对编导们的未来“能够蓬勃发展和巩固根基”心存疑问，她承认：“我们确实正处在颠覆性的变化中，结果如何，无人得知。”
实际上，并不是说现代舞缺乏创意，有意思的作品还在层出不穷，令人难忘的佳作不妨试举如下：沈伟表现西藏高原独特地貌景观的舞蹈探险之旅（４月２９日至３０日即将在肯尼迪中心上演新版）、丹·赫林（Ｄａｎ Ｈｕｒｌｉｎ）那洋溢着浪漫怀旧情绪的木偶牵引舞“Ｄｉｓｆａｒｍｅｒ”（去年在马里兰州大学艺术中心上演）、沃利·加德纳（Ｗａｌｌｙ Ｃａｒｄｏｎａ）描述复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验作品《轻松会谈》（去年在舞蹈剧场上演）。那么问题是出在这上面吗？——像泰勒、莫里斯那样睿智聪明的天才编导还未出现……也许是吧，但请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便是出现了天才，就能改变现状吗？很显然，那种关于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主客观条件如何匮乏，艺术都会发展壮大的浪漫观点已经过时了。事实上，艺术同样身处市场浪潮中，如果没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共财政支持，艺术家很难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不朽之作。
乔治·巴兰钦，这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伟大芭蕾编导之一，其众多的赞助方中，仅仅靠福特基金会一家，巴兰钦的纽约市芭蕾舞团和附属学校在１９６３年就收到了惊人的７７０万美元赠款。随后，巴兰钦不仅创作了自己的经典之作《珠宝》，还创作了大量票房强劲的作品，以至于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当年的投资效果。而当今的现代舞则从未收到过如此的厚赠。不过，话虽如此，近几年在美国，现代舞发展依靠的是公共和私人资金的适度结合。这就导致在编导界形成了主流者名利双收，而边缘者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舞蹈编导在自己开发的这片热土上不再傲视群雄，而与此同时，欧洲则正进行着一系列卓有远见的工作，尤其是英国，政府对舞蹈给予了相当的财政补贴。美国的舞蹈团会逐渐发现自己正从自家地盘上被踢开——美国各大剧院的演出档期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外舞团，而他们的差旅费基本上都是政府买单，政府支持也意味着这些国外院团能产生更大的生产价值，这也使得他们比起美国同行们来说有了相对低廉的演出成本。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设立的编导个人奖励金的取消，向来被视作美国现代舞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今年正是取消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奖励金专门针对初出茅庐的艺术家而设立，曾经资助了上百名新秀，今天所有的大牌明星编导在他们的事业刚刚起步时都曾受惠于此，例如苏珊·马歇尔（Ｓｕｓ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史蒂芬·彼得罗尼欧（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伊丽莎白·斯特雷布（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ｔｒｅｂ），道·瓦罗内（Ｄｏｕｇ Ｖａｒｏｎｅ）等等。由于国会施压，编导个人奖励金取消招致舞蹈界一片哗然和不满，以致现在还有舞蹈家们讥讽道：“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事的影响就是‘什么也看不到！’”由于资金被切断，虽然依旧有不少舞者还在创作和展示，但看不到任何新兴舞团能有所突破，在国内和国际巡演中获得像过去一样的表演空间。而该奖励金曾经一度对现代舞赖以为生的试验和探索提供过非常重要的帮助，进而让舞蹈家们得以尝试用各种不同的全新方式开掘身体的意义。另外，该奖金并不拘泥于同一个体制下，它同样也为那些离经叛道的边缘艺术家提供资助，维多利亚·马克（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ａｒｋｓ）的舞蹈实验电影就曾获得了充足的奖金，“我们失去了对实验艺术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持，”这位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舞蹈教授说，“而对于这个领域而言，这确实是相当、相当起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 莎拉·考夫曼（Sarah Kaufman） 唐坤/译）
（2010年4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