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演出的大型舞蹈诗剧《大北川》，以5·12汶川大地震中羌族群众的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生动演绎了一个“云朵上的民族”在家园遭遇重大灾难时所迸发出来的坚韧自强与生生不息，并以此表达了对所有援助者的深深感恩。“这个作品正式推出近一年了，我觉得它最能感动人的地方，是把一个民族在灾难面前绝不屈服永不放弃的精神底蕴呈现出来了。这个精神底蕴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特征的浅层呈现，而是深入到了民族文化的根和魂，是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在精神上可以发生共鸣的东西。”作为舞蹈诗剧《大北川》的艺术总监，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罗斌这样评价该剧的成功之处。

    舞蹈诗剧《大北川》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一群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苦难但仍然顽强生活的最基层的普通羌族儿女。用一组“小人物”的形象折射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和精神本质，对创作者而言并非易事。但罗斌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正是以无数个个体的“小人物”作为其传承和发扬的基本载体的，“小人物”呈现出的生活细节、生命状态和精神面貌，往往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血脉中最鲜活的东西。该剧中，人物形象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这就更令人震撼于羌族儿女在面对灾难时所迸发的顽强意志和创造的生命奇迹。所以“以小见大”是该剧一个重要的创作理念，“小人物”所托举出的整个羌民族形象，是极其鲜明和动人的。

    “我们在北川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不断从当地群众中感受到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能永远生活在眼泪中，要站起来，面对今后的生活。”罗斌说，羌族群众这一精神状态，也被强烈地注入到了该剧的创作表达中。他认为，大地震无疑是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事件，在这样的极端境遇中，已经深入血脉和骨髓的民族精神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即便最平凡普通的个体，在自觉不自觉中都会从自己的文化源头汲取勇气，并由此迸发出惊人的生命能量。罗斌提到，舞剧中表现了一对被埋在地下的羌族恋人，在个体生命存续未卜之时，在对丰富民俗生活的回味和未来幸福的憧憬中互相鼓励，并最终坚持到获救。这从真人真事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个体意识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独特呼应，而羌族群众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也促使创作者把地震作为了一个“背景”来设置，力图呈现的，不再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所摧折不了的优秀民族及其独特文化。

    在创作实践中，和当下屡见不鲜的以猎奇心态使用民族文化元素吸引观众眼球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北川》对羌族文化元素的应用并非点缀，而是点睛，不是作为附加的装饰，而是以此对主题进行提升和强化。这也是罗斌对这部作品十分看重的一点。比如，剧中羌族老妈妈在地震废墟中认定儿子被埋地点但又无法施救时，就在那里挂上了一条羌红。罗斌认为，这一幕将羌族文化的代表元素和极具典型意义的故事细节真正融会在一起，从而在观众内心里极大提升了这一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涵，成为了感情的一个爆发点。这使得民族文化元素在舞剧创作领域的审美地位得以重新探索，并为更高层次的实践可能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大北川》打破了舞剧线性叙事的常规，大胆采用了无场次和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尝试将电影艺术理念介入舞剧创作。罗斌认为，这种尝试也极大地开拓了舞蹈本身的表达空间，从而使舞剧在表意层面上有了本质提升。“这个作品已经超越了地震本身，而提升到对一个民族的伟大生命力的礼赞。”罗斌说，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遇到种种苦难，而与这些苦难的斗争，又成为人们读解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勇气的文化样本。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共通，人们才会在这样的艺术表达中发生精神上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