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协助家父苦禅先生搜集金石资料，1961年在丹桂旧书市我发现了一份民国初年石印的《高丽好大王碑》的缩小本，仅售价一角，足见它当年属于‘冷门书’。苦禅老人颇为喜爱其资料性的同时，极为焦虑其历史误判——当时出版方与不少人都将历史上的‘高丽’和‘高句丽’混为一谈，因此误将《高句丽好大王碑》印成《高丽好大王碑》。对于这个历史学的大错误，苦禅老人曾叮嘱相关单位，一旦再版印制《好大王碑》，务必要将‘高丽’改成‘高句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国内外对此碑历史内容严重判断错误，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而这些专著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记述的内容。”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苦禅金石缘——李苦禅先生收藏金石碑铭拓本与题跋展”上，李苦禅之子、清华美院教授李燕介绍的，仅仅是展览上展出的120余件李苦禅收集的金石碑铭拓本、题跋中的一例。

    这是一位中国画大师一生矢志不移收集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物质性遗存——跨越先秦、西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数个朝代的金石碑铭，其书法艺术价值、语言文字价值、历史文献价值，通过金石之美与苦禅老人的题跋论述，向今日观众强调了金石学在当下传统美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传统书画创作的现实意义。

    金石学肇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而中衰于元明，而到清代又高潮复起，遂成显学，对中国传统书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初，金石学的再一次兴盛，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许多文人画家逐渐开始在书画作品中融入金石韵味，他们从钟鼎铜器、碑铭、摩崖、佛窟石刻中汲取宝贵的元素，令文人写意画由此为之一变，出现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书画家。其中，吴昌硕以先秦《石鼓》的大篆入书画，齐白石以《白石神君碑》、《天发神谶碑》金石风骨融于书画，他们皆以铁笔篆刻艺术切入，赋予大写意画史上前无古人的金石魂。

    李苦禅先生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因受到当时人文环境的熏陶和齐白石的影响，深感于金石之美，穷数十年之功对金石学和金石审美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极尽一生之力收集和研究拓片，从中汲取了丰厚的“金石美元素”，并化为自己艺术的灵魂。他认为金石美是人师法于自然有超越于自然的一种审美追求。同时，他从这些金石拓片中探索研究了中国书法发展的种种脉络痕迹，为中国文字与书法艺术的演化、史学论证正本清源。

    展览中，苦禅老人为我们“讲述”了两块汉代画像石的细微差别，“展示”了罕见的《曹魏上将军曹真残碑》的早期拓本尚存的“诸葛亮”三字，“介绍”了《好大王碑》的重要文献意义，“留存”了国之重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原拓本的文字韵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苦禅不仅广泛收集祖国金石遗珍，对清代官员端方出国拓回的埃及石刻也倾力收藏，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遗珍两相辉映，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所说的“回顾中国金石文化的历史、体会和了解苦禅先生如何将传统化文化的诸多元素融入自身的创作之中”的意义，也就在展览追述的苦禅与金石的数十年不解之缘中慢慢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