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多年以前，当我看到许多前辈领取“德艺双馨”荣誉证书的时候，就被这个奖项的名称打动。尽管那时我还在主持青年节目，也深受启发，把我负责的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的宗旨定为：“交锋交流、增智增德”。随着阅历的丰富，我也更加理解德艺双馨对于我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重要，德与艺正是支撑我们主持人这个“人”字的一撇和一捺。而进一步理解德与艺的关系，我想到了一句话：德高艺自馨。

    对德的推崇，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在《资治通鉴》中，更是用德与才来区分圣人、君子、庸才、小人。这些是我读书时对德的认知。那时，德，对于我还是崇高的理想，是精神的追求，是努力的标尺。德高艺自馨的观点却是我通过２０年来的工作经验才逐渐体会到的。

    １９８９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工作。比较分配到中央电视台的同学，我内心当然有巨大的落差。我那时丝毫不怀疑我的业务能力，大学时期我已经开始经常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自己采访制作的专题节目，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首届节目主持人大赛的第三名，我认为我能够胜任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工作。我并不情愿在一个农业节目中仅仅做一个内容提示般的所谓主持人。所幸的是对节目制作的兴趣引导我走出了一条新路。我向单位提出申请，希望把河南家乡红旗渠的故事拍成专题片。１９９０年，我开始了行动，带着摄制组来到太行山上，２５岁的我以理想主义的狂热行为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单纯地想把故事讲出去的念头，让我从没有计较得失和痛苦感。这部专题片在人民大会堂完成首映式后，我在疑惑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与耐心时，也油然而生一种欢欣和骄傲。但这份欢欣和骄傲的心情很快就淡了下来，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我拍摄的专题片《山碑》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所看到的林县，当他听我说起由于时世变幻，林县人都不敢提起红旗渠，特别是当年的修渠劳模常根虎、任羊成遭受不公正待遇生活困难时，已经70多岁的穆青同志竟然放声痛哭。那一幕让我这个晚辈感到震惊：作为前辈和大家，又位居高官，穆青同志阅人阅事早应达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境界，古稀之年依然动情动容，让我一下明白了什么叫赤子之心，明白了我个人的欣喜与骄傲又算得上什么。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思索一个道理：一个作品的感染力源于作者的感知和表述，而作者的真情实感则流露出作者的品行和境界。我愿意成为像穆青同志那样有责任、有真情的电视人。所以我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坚持把做出能承担起一定社会责任的节目当做我的追求。当我能有机会真正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报道时，我的选题也都体现了我的追求。１９９４年，我拍摄了《南沙太阳花》，在南海漂泊了２０天，记录了我们的海军战士坚守海礁的艰苦与信念，还告诉大家：我们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才是我们完整的国土。１９９５年，我拍摄了《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第一次全面报道艾滋病在我国的疫情和需要采取的防范措施，为我国艾滋病防疫敲响了警钟，也创造了那一时段央视一套收视率的最高纪录。１９９５年拍摄的《云来雾去》，通过客观展示一个由云南的山村来到重庆考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农家子弟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提醒青年朋友该怎么看待明星梦。１９９６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访了10多个省市区的知青，拍摄制作了１２０分钟的纪录片《走过青春》，用一代人的轨迹去昭示生命的法则和青春的法则。当我以极强的责任感去选题和拍摄制作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使命感所赋予自己的力量和信念。这样的立意和力量也决定了节目的品质和效果。我至今为走过这样的历程、留下这些作品、得到如此的体验而骄傲。应该说我的青春历程也是学习和树立一个电视人品德的历程。

    上大学时，我期望成为集采、编、播合一的节目主持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习中也乐此不疲地尝试着一人“一脚踢”。但转入电视领域后，我发现单打独斗是无法生存的。电视节目的成功取决于团队合作的成功，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电视生产多环节中最聚光的一环。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名利，得了便宜的人是不应该再矫情的，人还是要低调厚道些为好。俗话说：天理自在人心。有一年，我在上海京剧院采访，有一位长者讲到青年演员脱颖而出的方式：正如街上走路，前后左右都有人，你要想跑到前面，要么横冲直撞硬碰，要么就客气礼貌地打招呼，谢谢谢谢、借光借光，人家一让，你就过去了。我的性格、习惯都让我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为人做事。所以我曾在《我爱ＣＣＴＶ》一文中表达过我对我们团队的敬爱和尊重。我感动每一次大型节目后职员表中那一闪而过的一排排名字，而羞愧我任何一次失误对团队的影响。我感谢２０年来扶持我一路走来的领导、老师、同事，是大家的呵护包容成全了我。

    １９９６年拍完记录片《走过青春》后，我的生活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老三届”的生命轨迹和理想现实，让我感知到自然的力量与自我抉择的相互关系。我产生了一种基本观点：一个人的财富应该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组成，总量恒定且在人的一生中不均匀动态呈现，忽得忽失，而产生了大喜大悲。我期望自己有尽量平静和稳定的生活，因而并不渴望轰轰烈烈。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传达了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命里只有七分，他还要再得三分，那得来的也许就是祸了。新凤霞曾写过一篇文章《给人留饭》，讲她年轻时少不更事，是师傅教导她莫贪独霸要体恤别人，这让她终身受益。我对名利的基本态度是淡然克制才心安理得，我深感幸运的是自己得到了那么多的机会和荣誉。对于我曾拍摄的专题片、纪录片获得各种奖项，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人们对它所起到的社会责任的认可。我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以自己主持的节目去报送参加评奖，是因为我觉得主持节目已经让我得了名，再去争取其他的名，是不是多要了，我很担心。

    所以，当中国视协授予我第六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光荣称号时，我是实实在在地惴惴不安。惟一心安的是有机会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德艺双馨”的理念和精神，梳理了自己２０年来是如何学习立德、学习为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