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而文学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有莎士比亚，法国有巴尔扎克，德国有歌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俄罗斯有托尔斯泰，他们在展示各自国家尊严的天平上是分量很重的砝码。这些文学家具有世界的声誉，他们的作品传遍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翻译的功劳。英国汉学家Ｈ ． Ａ ． 翟理思在１８８３年为其编译的Ｇ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国文学精粹》）写的序言里引用加贝兰兹教授的话说，“在中国文学丰富的矿藏里隐藏着巨大的宝藏”（Ｕｎｔｏｌｄ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ｌｉ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ｌ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但这一“巨大的宝藏”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还没有很好地介绍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近些年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几项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１９９５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大中华文库》出版立项，并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第一期工程计划翻译出版１０５种图书，到２００７年已完成５１种，据说到２００９年已出版７０多种。２００４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推介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图书。２００８年，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了“国剧海外传播工程”，计划翻译出版１００部京剧剧本。此外，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中国近代和现当代名著翻译出版计划。相信这些工程的启动和顺利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开启文学作品外译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版部门也翻译整理了很多典籍。如上个世纪9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就翻译整理了一套“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此外，一些高校教师和民间译者，如许渊冲教授等著名翻译家，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学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些英美翻译家在这方面也做了重要的贡献。英国人戴维·霍克斯（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ｅｓ）和约翰·闵福德（Ｊｏｈｎ Ｍｉｎｆｏｒｄ）翻译的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红楼梦》），是一部出色的译著，其英语质量很高，在中国和西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沙博理（Ｓｉｄｎｅ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翻译的Ｏｕｔ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ｈ（《水浒传》），Ｗ． Ｊ． Ｆ． Ｊｅｎｎｅｒ翻译的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西游记》），Ｍｏｓ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翻译的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ｏｍｓ（《三国演义》），英语质量都很好。曾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翻译的英国人Ｄａｖｉｄ Ｅ． Ｐｏｌｌａｒｄ翻译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ｓａｙ（《中国散文》）是一部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优秀译著。美国人葛浩文（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在当今汉英译坛上异常活跃。他翻译了中国现当代20多位作家近50部作品，译文的质量很高，在美国的销售情况很不错。

    尽管我们在汉英翻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比，仍然是远远不够。面对这样的形势，需要考虑如何做好文学作品的外译工作，这是翻译界和政府部门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如何培养文学作品外译人才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我国有人才，也有条件，关键在如何培养。至于能否培养出水平较高的汉英翻译人才，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决策：一是国家出台鼓励文学翻译的政策，二是学校转变培养翻译人才的模式。

    关于出台鼓励文学翻译的政策。目前在我们国家，有潜力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才很多，但实际做文学翻译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译者的地位太低，表现为所得的报酬太少。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中，文学翻译可能最费时最费力，不论是英汉翻译还是汉英翻译，都是一样。从阅读原文，查阅资料，翻译草稿，到修改定稿，翻译1000字，快了也得一个工作日（按8小时计算），至于一些译风严谨、文字考究的译者所花的时间更长。可是有关部门为1000字的译文所定的最高稿酬是６０元，每小时所得不足８元。汉英翻译的稿酬也许高一点，但和译者所付出的劳动相比也是不成比例。一些译者终生在翻译园地里苦心耕耘，他们淡泊名利，忽略稿酬，那是因为他们把翻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将其视为自己的理想而执著追求。可是，如果已经落后的政策不能与时俱进，怎么能吸引很多人加入文学翻译的队伍呢？如果不能鼓励译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努力译出精品，又怎么谈得上繁荣翻译以进行跨文化交流呢？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译者群体在高校。高校里有一大批英（外）语教师，他们是一支可动员的雄厚的翻译力量。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翻译不很热心，因为翻译得再好再多，不算学术成果，评职称时用不上。有的出版社翻译编辑也陷入类似的窘境。上海复旦大学已故著名教授杨岂深之子杨自伍，继承父业，花了２５年时间翻译了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的８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又花了３年时间修订，全套书于２００９年国庆节前与读者见面。但他目前仍只是编辑职称。所以，一般人们不愿意在翻译上花时间费力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从培养翻译人才角度看，是一个很大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这和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关于学校转变培养翻译人才的模式。目前不少大学的外国语学院都成立了翻译系，很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都开辟了翻译方向或设立了翻译专业。近年来，一些学校又增设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侧重培养翻译应用人才。但纵观不同学位层次上翻译教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文学翻译有被忽略的趋势。翻译系的本科阶段重点仍是为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学习一些翻译的基本技能，接触一些训练性的翻译实践，严格说，这一阶段的学生还不具备大幅度向翻译倾斜的条件；硕士阶段主要是学习翻译理论，有的也做些翻译实践，但所开设的课程是以理论为主，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完成一篇关于翻译的硕士论文，在翻译能力上并没有很明确的要求；到了博士阶段，学生真正进入了理论研究，所开列的书目和所开设的课程都是理论性的或与理论相关的，学生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在规定的学制年限里不辞辛苦地读书，搜集资料，日夜兼程地撰写学位论文。仅就硕士阶段所设置的翻译专业来看，也多是瞄准社会需求，偏重应用学科，文学翻译方向的设置就很少了。

    现在，应该对这种培养模式做适当调整。有条件的外语院校不妨在硕士阶段开辟文学翻译方向，安排部分对汉英翻译感兴趣并有志于此的学生专攻文学翻译。课程设置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既有翻译理论课，也有翻译实践课；既有语言课，也有文学课（包括中国文学），还应该有结合汉英语言的审美鉴赏课等。通过翻译理论课和翻译实践课学习翻译的基本技巧；语言课、文学课、审美鉴赏课和文学作品的阅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对文学以及文学语言的审美修养。经过几年的学习训练，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将来在实践中继续提高。

    总之，培养汉英翻译人才具有战略意义，如果我们要在跨文化交流的互动中取得主动，有所作为，就要从现在起就重视这件事情，采取具体措施并行动起来。

    （作者系南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