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课题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当一群中国作家正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作家为何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著名汉学家和诺奖评委马悦然却直言不讳道，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好的西文译本。马悦然的这一回答语惊四座，令听者愕然。人们不禁问道，难道诺贝尔文学的评奖标准不是文学内容本身而是其语言表达形式吗？这一质问听上去好像很有说服力，但仔细一想，马上就会觉得又难以服众。难道文学不是语言的艺术吗？如果是的话，对于那些不懂中文的诺奖评委以及数量更多的西方读者而言，翻译的再现作用难道不占很大的比重吗？对于那些不能直接阅读中文的西方读者和评委，他们所据以评判的标准就是一两部西文译本，往往大多是英文译本。因此能否一下子打动他们便成了这部作品能否顺利地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诚然，在过分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的那些年代，人们也许并不认为翻译的作用多么重要，它充其量不过是被人们认为把已经存在的原作品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而已。因此在国内的很多学术机构，翻译著作，不管是文学名著还是学术名作，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科研成果。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我们的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强大时，我们不禁再次问道，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如果我们通过周密的调查拿出令人惊叹的数据时，我们就会感到，在促使中国文学有效地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翻译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两个水平大相径庭的译者的推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经过优秀的译者的再创造式的翻译，这部作品会在另一语境下更加增色，甚至比在原作所产生的语境下更为畅销；而经过拙劣的译者的翻译，这部本来卓越的作品却会变得黯然失色，甚至失去另一语境中的众多读者而终究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两个水平相当的译者，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产生的效果也会大相径庭。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将中国文学翻译到英语世界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同时也是英语世界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试图问鼎的一部经典作品。但在众多英译者中，真正有效地将其译成英文并为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诵读的译者当首推2009年刚去世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这位前牛津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翻译的《红楼梦》在英文中叫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在今天的英语图书市场十分畅销。确实，霍克斯的译笔十分流畅优美，令英语世界的读者爱不释手，他的译本一版再版，畅销整个英语世界，我们甚至可以在英美任何一家规模稍大的销售文学作品的书店里见到他的译本。我本人去年12月出访英国时，甚至偶然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书店里也见到了《红楼梦》的这个译本。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霍克斯确实是有效地将《红楼梦》译成了英文，并使之成为英语世界的文学经典。比霍克斯大8岁并且和他同一年去世的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也很出色，他早年也在霍克斯的母校牛津大学学习，并娶了一位英国太太，他们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此外，杨宪益还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就标题本身而言就很忠实，在英文中叫A Dream of Red Mansions。客观地承认，杨译本就其忠实性而言，是霍克斯的译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再加之翻译速度之快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便自然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这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虽然经常回英国去熟悉英语中的最新用法，但毕竟远离了英文的语境，更是远离了广大的普通读者，因而对当代英语世界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所以他们的译本在英美的各大书店都很难见到，只能在一些有东亚语言文学系的大的高校图书馆里才能觅见。就我的经验而言，我曾经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过杨译本，但至今看上去还很新，显然很少有读者去问津。这样看来，这部译著并没有达到有效地将中国文学介绍到英语世界。当然，我这种比较并没有贬低杨宪益夫妇的英文翻译本身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要走向世界，我们就更加需要像杨宪益夫妇这样的翻译大师，因为他们的翻译使得中国文学能够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了解。但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文学能够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这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时往往会自觉地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之下，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时，往往也会将其与国际范围内的前辈或同时代人相比较。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位作家或作品在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这样看来，人们对翻译的要求就更高。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温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时考虑到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并存。若将其应用于文学批评，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然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其固有的文学形式和审美风尚，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语言作为其载体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考虑其民族文学的固有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精神。过分地强调上述某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是同一种文学体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表达也是千差万别的，对此我们应该有着充分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会像一些天真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那么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翻译，这种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层面的翻译，而更是深层次的文化翻译。各民族文学的深层次交流固然更是离不开翻译，因此以关注文学翻译现象为主的文化翻译就必然提到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

    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向世界真正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几乎把西方的所有主要学术思想和文学名著都已译成了中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学翻译史。甚至中国现代汉语也是在翻译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现象，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可以同时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因此确实离不开翻译，就像我们也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化一样，我们每天至少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翻译过来的文化，因而它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得不涉及翻译问题。例如，我们在中国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就离不开翻译，即使所有的代表都用英语发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代表仍需要将自己的发言稿译（写）成英文，因为他/她需要用英语将自己用母语思考的问题表达出来，因此这就必然涉及翻译。即使我们完全具备了用英文思维和写作的技能，我们的出发点和思考的视角也离不开我们的母语和母国文化。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学者都对翻译颇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所在。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霍克斯和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贡献，我认为，前者更注重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水平，因而在其译本中加入了许多解释性的段落，虽然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来追究，这种添加有失“忠实”，但从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翻译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它恰恰有效地把中国文学的精髓翻译到了英语世界，因此效果更为显著；而后者则在一个大量翻译国外作品的年代敢于独辟蹊径，走一条更为艰难和寂寞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大力提倡的。总之，在把中国文学有效地翻译到英语世界进而翻译到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为注重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因素，这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