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一条从中国直接通向世界的文学渠道，是我和我的同行们几十年来的梦想，曾作过一些努力，研究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和问题，但成效不大。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发送和接受的双方缺少真正的沟通。如英文的《熊猫丛书》出了很长时间，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半是中国方面一厢情愿的趣味和选择；国外也出过一些中国文学的翻译和选编，又多半只根据西方人的眼光和爱好，甚至是某些个人的偏好，总之是缺少协商、沟通的经常机制；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顺畅。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不少中文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一种中国式的英文，开篇就使人头疼，文学意味全失。

    今年1月份，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创办、编辑《今日中国文学》，在美国出版，在世界范围发行，这种双向合作的方式搭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和对话协商的、体制化的平台；现在又有遍及各大洲的500多所孔子学院作为沟通、推广、回馈的渠道。可以说这不仅彻底解决了上面谈到的问题，而且比原来想象的解决得还要好。

    当然，刊物和体制都还只是一种载体，最重要的还是它所承载的内容。在这方面，我想提3点希望：

    首先，做到“当下性”和“历史性”的并重。正如保罗·德曼在《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一文中指出，“当代”的第一层意思是“此刻”，即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同时，相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此刻”，这个“此刻”又只能是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即融入一个与“此刻”相关，却又并非“此刻”的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我们必需同时感受和把握作为“此刻”的“当代性”和即将进入“历史”的“文学性”（文学性是一种历史价值，文学之所以能进入历史，首先就因为具有这样的价值）。这就是说，一方面在对话和交谈中，要在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文学里，实现“此刻”的空间，使自己成为世界空间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又要继承自己历史传统的谱系，在时间上构成历史的延续。

    要做到以上两点，第一必须反对那种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征服或覆盖他种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拒绝任何改变的、僵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此二种“主义”发展的温床。那种以为中国文化高于一切，可以超越其他一切民族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以至把21世纪视为“中国人的世纪”等等都在此列。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认为其他民族的广大受众对于中国文化只能接受和欣赏，而不能批评、改造和选择。事实上，你认为是最好的，别人不一定喜欢，不一定能够欣赏，必须考虑到其他民族的欣赏习惯、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这是不是有“逢迎”和“媚俗”的嫌疑呢？当然不是！孔子也说“吾从众”，重要的是在“从众”与“违众”之间有一个“度”，真正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和奥运开幕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第二必须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同时在对话和交谈中了解别人。这种对话和交谈不是“说服教育”，不是“我打你通式”的“统一思想”，而是充分尊重他人的平等对话，是在对话中产生新思想的生成性对话。我希望《今日中国文学》能成为这种对话的平台和桥梁，能使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世界的同代人，同时使世界人成为中国文化的知音和欣赏者，乃至将中国文化改造为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也使中国文化得到升华。我希望作家铁凝所讲的“用世界的眼光讲中国的故事”能成为我们大家的座右铭。

    第三还必须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这就是翻译。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有着近2000年的翻译的历史，《尚书·大传》已有周公当政时关于翻译的记载。而且中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的数量在全世界也都遥遥领先。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文学的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发展本土的语言，同时也为外来的语言扩充新意。因此，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译成中文的文学翻译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学正在从传统的外语教学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比较文学界的一些同仁认为当前的文学专业教育遮蔽和压抑了文学本应包括的很多方面，多年的文学专业教育形成了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三大弊端，他们认为应更加了解中国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特征，重视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文学和口传文学，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道具、唐卡、图像、治疗、出神、狂欢、礼俗等的文化整合功能，逐步完成从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和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式，走向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范式的演化，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观，倡导从族群关系的互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入手，在中原王朝叙事的历史观之外，寻找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学史的新途径和新材料。我很认同他们的观点。特别是中国和世界正在经历着印刷文本文化的移位和媒体意象文化的兴起，以及两者交织互构的动态关系及其发展。网络文学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它一方面带来文学创作的勃兴，一方面又引导人们以利润和满足“欲望”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人类其他基本价值的追求与认同。希望今后的文学翻译能够扩大文学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起点来布局新的今日中国文学。

    再次，近年来华人流散文学（Diaspora）有很大发展，海外华人创作群体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和侨民文学创作群体。20世纪出现了许多为广大人群喜爱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数以百计的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深化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话题，如：华人流散文学的特殊诗学话语和文化身份追寻、中华文化意识及其与当地本土文化意识的碰撞与融合等。海外华人文学的“本土性”、“流散性”与“现代性”及其“世界性”、“边缘性”与“跨文化性”的研究，特别是华人流散文学中母语与非母语文学的比较研究等等，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并成为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的重要热点。希望在今后的文学翻译中对这方面的创作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者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