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人琢磨透彻并能算计如神的，往往是这人的对手敌。张说的对手敌是历仕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三任贤相姚崇（650－721）。

    姚崇，原名姚元崇，先仕则天朝，时突厥首领叱利元崇构逆反唐，武则天不乐意姚元崇与之同名，令改字元之（换字法），后仕玄宗朝，又以删去“元”字避“开元”讳（省阙法），故名姚崇。

    姚崇与张说同为朝廷重臣，姚多次揭露张之丑行，张恨之入骨。姚重病不起时，估计张会在自己逝后伤害儿孙，遂在病榻边告诫诸子如此这般，最后戏剧性地收拾了张说，成功地保护了儿孙。此事载于本朝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卷上，历代引为治恶妙计。

    姚崇告诫诸子一共说了八句话，逝后果然步步应对如一，世称神算。姚崇曰“张丞相与我不叶（音协，协之古字），衅隙甚深”，道出忧虑，料张说必要加害；又曰“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抓住张说奢侈贪财的本性；曰“吾身殁后，（张）以吾尝同僚，当来吊”，估计张面善心毒却好虚名，肯定会假惺惺地登门吊唁；又曰“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灵堂）幛前”，令诸子将平生所积之珍宝重器堆满素幛之前，布下一套；曰“若（张说）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点明最坏的结果是张看不起姚家珍宝重器，则须尽快想办法，免得举族遭殃；又曰“目此（张如果注目珍宝重器），吾属无所虞（我们则不必害怕），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奉上珍宝重器只请张说著书一通神道碑，套中设下一计，诱张入彀；曰“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立即抄写奉进皇上），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一边借御览做成定局，一边砻石镌刻，神速难测；又曰“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把张的禀性摸得门清，知其必悔，必寻借口索回碑文，嘱儿孙届时让他看镌刻完成的碑石，并报告已经皇上御览事。

    姚崇吃透张说，逝前能神算身后张说作为，不啻天公赐下的对手知己。后来姚崇故去，张来吊唁，“目其服玩三四”（几番注目珍玩，果然入套），姚崇遗孤尽以珍玩许之，求张著书神道碑，张贪利心切，以为攫取珍宝后还可以耍赖索回碑文，于是数日后交上一篇“叙述赅详，时为极笔”的精采碑文，姚家珍宝悉数归张（果然中计）。其实，张咬笔杆的那几日，姚家早已选料备石，诸事停当。碑文一到手，抄本即奉呈御览，皇上称道后立马镌刻。不久，张借口“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派差役来取碑文。姚家诸子引差役观看刻碑，又以奉呈御览表示对张著书碑文的百般千般重视，况且皇上OK的东西，谁还敢妄自斧斫？差役复命，把张憋气半死，“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吾今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古人纪史事，一般“不著断语（评语）”，情绪激动时借文中当事人脱口吐出几句，痛快解气而已，算不得犯规。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和汉司马迁龙门笔法的“意在句外，断在意中”，俱见此种文心。张说的那句懊悔话，虽然有点像纪事者的设计台词，但没人去追究真假。只要怨仇了结，姚家平安，算计了张说还让他噎着发不出火，这就是据实纪事的秉公持正，善心所向。姚崇料事如神，不逊孔明，临至人生终点，最后惩治奸佞的一搏，干得漂亮利落，读者一快，亦纪事者一快也。

    世家子弟恭请善书文人撰写墓志碑文，一为缅怀故亲，寄托哀思，一为昭显功德，光耀门庭，通常都会首选当朝翰墨文场中德艺高标的大手笔。贤相姚崇为保护子孙，自甘受辱地请奸佞撰写墓碑，算得上是书史一大奇闻；明知张文一出，纵其文辞书法俱“时为极笔”，也无异于“墓前著粪”，臭不可闻，但仍然嘱咐诸子勿吝重金地恭请张说，并稍带着利用了一下皇上，当属绝境自救。权势煊赫的张说，后来不敢忤上，不敢自打嘴巴地否认碑文中对姚崇的评价，终究未敢伤害姚氏子孙，这通御览过的神道碑即是镇邪神碑。

    碑已不存，姚崇运智斗邪事依然是一通警世恒言。邪不压正，恶必受惩，应该是道德社会能够平衡至今的支撑。（1999年8月25日）

    ●古今有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以古籍上的事对比今世，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太脆弱，哪里比得上今人厉害。

    例如胆量。古代那些县爷升堂，只要衙役一阵吆喝，那作了亏心事的，匍匐在地，能吓得叩头捣蒜；纵有奸邪小人诓言抵赖，县爷拍拍惊堂木，一声“棍棒伺候”，或者手举案卷虚言“证据在此”，或者谎称冤鬼昨夜如何托梦泣诉，往往都能诈供成功。同样的事，如果放在今天，则对不起了，连小偷惯盗骗子皮条客也会说“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手机找律师”。社会的进步让做坏事的放大了胆，别说古代的一惊一诈不好使，就是铁证如山、板子钉钉的事，都可以抵赖得一干二净。最近有朋友建议，没事时到法庭旁听席上去听听，保证能大开眼界，惊得你目瞪口呆。因为出得审判庭，大家都会说的同样一句话是“哇，原来可以这样撒谎”；这时，倘若碰巧想起叩头捣蒜的古代“奸小”来，你多半会脊背发凉地佩服今天这帮滚刀肉的厉害。

    今有安徽宣城朋友来访，示墨锭数丸，称作古物，曰“治病颇灵”。治病灵否，对此没有研究，不敢乱下雌黄。若说墨的妙用，有一事十分有趣，说来无妨，听之开心。

    据宋代李心传《旧闻》载，宋真宗（赵恒）大渐之夕，为了祈禳圣上平安，文官李文定与宰相皆临时宿于内殿。当时“仁宗（赵祯）幼冲（皇子年幼在位，古称幼冲），八大王元俨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朝官担忧八大王会干出什么意外的事来）”。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恰逢翰林司以金盂贮热水经过，曰：“王所需也。”执勤官李文定果断地“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

    李文定在国运存亡的紧急关头使了一个小招儿，取案上墨笔搅出一盆黑墨水，就把心怀鬼胎的八大王吓跑了。免去一场逼宫大戏，保住了赵祯的皇位和性命，也快活了那些“真也难写，假也难编”的史官，称得上是力挽狂澜。如果谁著《古代墨史》，说到黑墨的妙用，千万记住，要补上这段传奇。

    话说回来，倘若换作今朝，一盆黑墨水又能吓倒谁呢？吓不倒终日与墨厮混的书画家，更吓不倒权势煊赫且秽行胜墨的墨吏。假如今天的“八大王”不买账，一旦借此追究起来，非闹个人仰马翻不可的话，同意玩这种馊招的“李文定”们也会难辞其咎，那后半辈子“小鞋”就算穿定了。（200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