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联欢晚会的确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了，每年都在变，变的也都是那几样。构成春晚的歌舞汇演模式通过央视得到了最大的推广，观众们理解艺术虽然是从形式入手，但却从未止步于此，模式化久了，内容不更新，难免会感到平淡乏味，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今年的春晚，一些比较熟悉的作品虽然没有给人们太大的悬念，但其中几个主要的舞蹈作品，仍然在一阵喧闹声中带给了我们一些更多理解舞蹈的机会。

    春晚的舞蹈，既属于电视当中的晚会节目，也是编导们在有限空间里尽可能的发挥创作力的艺术作品。每年的春晚从方案竞标到新年敲钟，那种一直存在的倒计时感和压力感伴随着艺术创作的始终，在这样的压力和挑战下，作品不仅在题材上要符合晚会的诉求，也要在高度集中的时间范围内整合出一个包含了炫技、调度、矛盾、情节、科技等元素的作品。这种刺激往往能带给艺术构思上的更多挑战，也更能体现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舞蹈作品所一直寻求的表达方式和呈现结果。

    优秀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直接的表白除了对结果的渴望以外，更显得过程中那些质朴与执著的可爱。《荷塘莲语》突出了编导对水面上荷花形态的新的诠释与表现；《追梦》题材上借用城市生活元素，突出年轻人多面体的个性化空间；杨丽萍“原生态”弟子与北舞学院派教师携手的《跳春》在舞蹈作品中分量最重，也是在整个高潮推进过程里最接近春晚倒计时前的主流舞蹈作品；零点过后，《对弈》重新回归传统题材，舞蹈本体主要表现黑白棋手对局过程中你来我往的交锋，实则为自己人之间的一场友好博弈。

    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受众，就无法长久生存，这一公式在当代紧密地与传播渠道拉上了钩。舞蹈作品和观众之间有着诸多传播平台在把关，没有传播，亦等于没法生存。某种程度上已非编导想要表达什么，导演、编导等所有人都在削尖脑袋考虑观众需要什么。这么一来，其实舞蹈艺术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很少，除了电视电影这些大众媒介，平日里和观众的交流也只能依赖于表演所必须的舞台，舞台种类的有限，也使得当代舞蹈艺术创作颇有一种受到约束的不自由感，春晚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种约束力能够提供增强的超级传播效果，同时也削弱了舞蹈更广泛的表现力；虽然艺术的表现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追求这种人格的自由亦需要相当的舍弃。在这个矛盾关系中，我们踌躇再三，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前者。随后便在这个规则中创作作品、设计故事情节、埋设人物情绪发展的线索，这些，便是我们顾及他人感受所做出的选择。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种非自由选择之余，我们在创作和表现上所具有的相当实力，这是我们长期训练的最大资本，一旦跳出现有的矛盾局面、鱼跃于渊，这种实力便有了在更广阔舞台上展现的可能性。《跳春》的领舞虾嘎用了十年从放牛娃走上春晚的舞台，而和他在一个作品里演出的，是十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这两种有趣的身份本身也说明，艺术的成功至少会有两种以上的途径。

    之所以强调编导的选择，是因为将来要真正承担其中责任、伴随着作品青史留名任人评说的，不是其他人，仍然是面对选择所做出决定的编导们。一旦敢于选择，那么表达的可能性将会很多，舞台也不会只有这一个。单独地看任何一个作品，编导和演员都有一流的职业水准，但彼此打包放在一台四个半小时的春晚演出当中，彼此的风格难免要互相谦让一下。《跳春》里面主要内容是十个民族的舞蹈比拼，但构成各舞蹈片断的“核心技术”方法之一，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北舞学院化的跳转翻，虽然呈现的民族舞蹈素材有所差异，但是并列在一起，看到的不是十个民族的舞蹈比较，而是一种舞蹈表演体系的集中展示。这一点之所以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将决定这个作品以及其他作品，能否在走下春晚舞台之后，在10年、５０年以后，还会不会再次被人们提起并津津乐道。

    虽然我们承认，春晚的确需要作品识大局、顾大体，割舍自己的风格空间，但抛开春晚因素，独立地看作品，我们依旧需要思考自己在创作上所做出的选择。选择很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以后所有发展的可能性，决定了艺术作品从编导传递到观众的最后效果。当我们走出校园，真正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时，面临舞蹈创作的三岔口，除了右边的大众化传播之路，除了左边的艺术自我表达之路，能否折衷的在中间的某条道路上继续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