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一过，心里就乱起来，做事不能专注，思绪总是往老家跑，就像着魔一样。再看新闻，整个中华大地上都在涌动着回家潮。让人感动，也让人忧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重新打量大年，蓦然发现：大年是中国文化的一出演义。
大年是感恩的演义。寻根问祖也好，祭天祭地也好，给老人大拜年、走亲串戚也好，都是教人们不要忘本。连同一草一木，一餐一饮，半丝半缕，都在感念之列。《说文》释“年”为五谷成熟。而五谷成熟之后呢？感恩啊。于是便有了“腊”，《说文》释“腊”为十二月合祭百神。把一年的收获奉献于祖先灵前或诸神祭坛，对大自然和祖先来一次集中答谢，知恩思感，这便是中国人的逻辑。在享受五谷丰登的喜悦的时候，在品尝佳肴美味的时候，在沐浴阖家团圆天伦之乐的时候，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这便是年了。
大年是孝的演义。孝是中国伦理的基础。中国文化把孝作为根本，是因为孝本身就是一个万能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或者说是道德力。而大年则把孝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仪轨化，又以一系列仪轨神圣化。在古代中国，大年的许多议程，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当一个人进入祠堂的时候，就不由得不心存高远，志在君国，因为只有如此你将来才有资格位列“仙班”，并且让你的子孙后代沐浴来自你的光荣；否则，一个人如果因为“德有伤”而被从祠堂开除，那对他的子孙后代将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为此，每年的祭祖大典，既是感恩，又是鞭策，本质是在演孝。
大年是敬的演义。“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这是关帝庙门的对联；左秦琼，右敬德，这是门神。每逢大年，这些句段和意象都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是我们对忠义的最初感知。因此，借助大年这个必由之路，中国人让一代又一代的后生一年一度地接受对忠义的怀想和敬仰，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忠义才配享受香火，才配在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时刻享受礼敬。在古人看来，年一定是神圣的。且别说古人，就是父辈，对年的感情也和我们大有不同。洋蜡问世好长时间了，但父亲坚决反对我们用洋蜡祭神，说洋蜡不干净，而坚持亲手用蜂蜡做；洋纸马出现有些年份了，父亲也不让我们图省事，还是坚持让我们自己用印模印；同样，父亲反对我们买机印对联，坚持手写；反对我们买机封年礼，坚持手包，等等。他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保持一个“恭”，坚守一个“敬”，完成一个“真”。再比如，父亲把买灶神、门神像不让我们叫“买”，而叫“请”；把点香不让我们叫“点”，叫“上”，则是直接的敬辞了。而敬，在更多的时候则体现为一种静。大年中的一切仪轨，可能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进入这个静，比如“守岁”，比如“守灯”，包括社火和爆竹那种动态的静。
大年是“和合”的演义。和是和谐，合是团圆。团圆饭，特别是除夕的团圆饭，它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它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个伦理上的安慰，或者说是一个伦理上的需求，或者说是一个伦理上的象征。团圆意味着健康，意味着平安，意味着绵延昌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年的辛苦和汗水只有落实到团圆上才有意义。所以中华民族关于家、关于族的理解，它的最为核心的，或者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大年除夕的团圆饭。一家人、一族人能不能坐在一桌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这个家的圆满程度，幸福程度，昌盛程度。大年三十，习惯上我们都要吃饺子，而饺子呢？它不同于面条，不同于菜，它是一种包容，一种和合，一种共享，一种圆融，它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好。
大年是“天人合一”的演义。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体系中，无论是儒，还是释，抑或是道，“天人合一”都是它们的核心指归。为了达到这种天人合一，需要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除尘，让我们从污染中解脱出来，从尘垢中解脱出来。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惯性和速度也是灰尘。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井里看到自己，那是因为井的安静，之所以在湍急的河流里面看不到自己，那是因为河流的匆忙。人们只有扫净心灵的灰尘，回到当下，才能走进“天人合一”，才能和诸神沟通，才能和天地同在。听父亲讲，社火中陪伴议程官的几大灵官，在上妆之后就不许说话，整个过程，多数情况下是整整一天。因为在进入社火之后，你就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傩；而傩就意味着天地中介，人神共在，凡圣一体，任何世俗的表达都是不敬，都是冒犯，都是非道；包括世俗的念头都要警惕，都要观灭。这种极为强烈的角色意识和纯粹的进入，其实贯穿在大年的所有祭礼中。
如此看来，人们把以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之日腊八作为大年的开始，把元宵夜点明心灯作为大年的结束，有着特别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在东方人看来，成道、明心见性意味着大解脱、大自在、大安详、大快乐、大幸福。这些“大”，也许才是大年的真正含义，也是人们为何如此迷恋过年的秘密所在。为此，“五谷”和“丰登”才有了真实的贡献意义。否则，人生就是浪费，生命就是罪过。
大年是祈福的演义。无论是年画，还是社火，还是大戏，还是各种祭礼，包括一言一行。《一团和气》《连年有余》《五福临门》《出门见喜》《天官赐福》这些年画，既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符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意象，同时也是人们美术化了的祈福。而社火则纯粹是一种媚神之歌舞，社为土地之神，火是火神。社火中的议程则是赤裸裸的祝福。比如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刘海撒钱》：“一撒风调雨顺，二撒国泰民安，三撒三阳开泰，四撒四季平安，五撒五谷丰登，六撒六畜兴旺，七撒北斗七星，八撒八大金刚，九撒九天吉祥，十撒十方如意。”比如《财神颂》：“财神进了门，入着有福人，福从何处来，来自大善心”。这便是古人对祈福的理解。福是怎么来的呢？福从积德行善来。
大年当然是喜庆和快乐的演义。大年的喜庆如汪洋大海。它在香喷喷的饭菜和茶饮里，在红彤彤的“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的句子里；它在排山倒海的爆竹声中，也在喧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还在满山遍野的秦腔中；它在一家人团圆的天伦之乐中，也在孩子们的新衣服和压岁钱中；它在灯方，在墙围，在年画，在门神，在对联，在社火，更在老百姓的把酒相邀共话桑麻里；它在瑞雪兆丰年的期盼里，也在普天同庆的氛围里；甚至在《猫吃献饭》《老鼠娶亲》这些窗花里。想想看，雪打花灯，喜鹊啄梅；想想看，热炕在暖，子孙在绕；想想看，抬头迎春春满院，出门见喜喜盈门；想想看，一元复始，普天同庆。注意，是“普天”，是“同庆”。大年的喜庆真是像根一样埋在大地深处，埋在季节深处，也埋在华夏儿女心灵的深处，它像庄稼一样成长，也像华夏儿女的心事一样成长。这大年，就是为生长喜庆而来。
也许大年它本身就是童年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的童年，本身就是无尽岁月的一颗童心，所以才如此让人彻骨地怀念和感动。所以大年虽然说它是一个节日，事实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节日。它是一种类似于母亲怀抱的这么一个所在。在这个特有的母亲怀抱里，我们的灵魂得以舒展，得以灿烂，得以滋润，得以狂欢。
大年最终是教育和传承的演义。时时处处，都在演教。无论是对联、年画、社火，还是祭祖、守岁、拜年等等。无不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正知见，让人们回到真善美，甚至回到生命本质。这种教育，渗透在大年的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细节之中。比如，每家的老人都要叮嘱孩子，过年要断“三恶”修“四好”。“三恶”是恶口、恶行、恶念，“四好”是“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享好福”。想想看，当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断“三恶”修“四好”时，那日子该是多么的祥和。
现在，我才发现，大年是一出真善美教育和传承的全本戏，是中华民族基因性的精神活动总集，是华夏子孙赖以繁衍生息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暖床，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准宗教性质的体统。它是岁月又超越了岁月，它是日子又超越了日子。它带有巨大的迷狂性和神秘性，这种迷狂和神秘，可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巫传统，其核心是“天人合一”。而要达到“天人合一”，“格物致知”是必要条件，“诚意正心”是必要条件，“修身齐家”是必要条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必要条件。回到大年本身，祈福也好，祝福也罢，“天人合一”既是目的又是方法论，为此，我们需要不打折扣的诚信和敬畏，需要不打折扣的神圣感，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正是这种迷狂性，才造成了海潮一样的回家潮，造成了季节一样的春运，才让人们在季节的深处不顾一切地回家，像候鸟一样，不由分说地，无条件地，回家。为此，我说娘在的地方就是老家，有年的地方才是故乡。
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无比美好的计谋，它把华夏文明的骨和髓，通过连绵不绝的仪式，神圣化，民间化，亲切化，轻松化，出神入化……
从腊八开始，到二十三结束，整整四十五天，大年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又像一个天才的导演，演义着中国文化的无尽奥义。懂了大年，就懂得了中华民族，也就懂得了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