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的只是人物，写一个之前没有的人物。”《蛙》出版后，很多读者问莫言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他这样回答。这个“之前没有的人物”就是《蛙》中的姑姑。“我自己的姑姑是诱发我写这样一部小说的人物，一生下来就是她把我接到人间，小时候我对她特别崇拜。我自己姑姑的从业经历和小说描写很一致，只是生活里的姑姑到了晚年没有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

    在《蛙》中，姑姑一方面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贯彻者，从这个角度看，她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姑姑对事业尽职尽责，对那些计划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则想尽办法不让一个漏网。但另一方面姑姑内心也存在着矛盾。计划生育工作不被一些人理解，作为妇科医生，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以避免的悲剧也令姑姑充满了矛盾。在《蛙》的后半部分，姑姑出人意料地嫁给了泥塑艺人郝大手，并想借助捏泥娃娃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救赎。

    小说里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蝌蚪，莫言说，这个角色有着他的影子：“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参加了军队，在军队里受到了教育，在军队里被提升为干部。这些经历我跟小说里的蝌蚪都是相似的。”

    “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灯下。”在写给外国友人的信中，蝌蚪这样写到，这无疑是莫言的夫子自道。现在，莫言将姑姑和自己放在了聚光灯下，他说：“小说里的姑姑５０多年来走过的路程实际上也可以跟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进行类比。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使每个人都几起几落，使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当中，她自己就产生了很多对过去对社会的一些怀疑。蝌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通病，每个人都不比小说中的蝌蚪好到哪儿去。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的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

    用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结构小说是莫言的《蛙》在叙事方式上的新尝试。“我在每一部长篇开始写作时总是要想好跟之前写过的长篇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未必就是很复杂。我突然想到了书信体这种结构，最古老，也最方便。最初的构思是一个剧作家在舞台下看话剧，中间穿插回忆和联想。但写了１５万字的初稿后，我突然觉得写不下去了。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以为我想得很清楚，结果越写越模糊，不知道后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第二，结构太过复杂，自己都觉得写乱了。所以后来就先写了《生死疲劳》。”

    到《蛙》的第二稿时，莫言就决定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同样是在给日本作家的信中，蝌蚪这样写到：“写剧本需要字斟句酌，但写信没那么讲究。只要认识几百字，心里有话要说，就可以写信。”正是这种书信体的方式，为莫言提供了更大的创作自由，使他可以更为灵活地处理计划生育这样的题材。

    不过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莫言还是安插了一个单独的话剧来结束整部小说。之所以这样安排，莫言说除了受最初创作时构思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种写作的内在驱动：“到了第二稿我决定用书信体来写这部小说。但写到第三部分时，感觉这样很不过瘾，我骨子里对狂欢语言的喜爱，跃跃欲试想往外端。写到小说的第四部分时，语言已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的风格开始呈现，不过依然不过瘾，后来就创作了话剧中语言的大狂欢。这和前边书信体部分形成对照，书信中一本正经地说了很多真话，但这些真话实际上是假话；而话剧中肆无忌惮地说了很多戏谑的假话，却包含了很多真话。另外书信体中的人物和话剧中的人物有很多矛盾、冲突、不吻合的部分，孰真孰假、真真假假的文本参照使小说的张力扩大。写这两部分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困难，而是水到渠成，就像飞机在跑道上奔跑、加速，然后突然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