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是当前活跃在文坛的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早些年，她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写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那时她主要以中短篇小说驰名文坛,与池莉、方方被誉为湖北文坛“三朵金花”。2006年春天叶梅奉命进京，先是担任《民族文学》常务副主编，半年以后成为继陈企霞、玛拉沁夫、金哲、吉狄马加之后的第五任主编。三年来，《民族文学》的版面新貌及几次大动作颇得文学界好评。诸如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多民族作家呼伦贝尔草原采风等活动的成功举办，都体现了叶梅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

    叶梅说：“这几年因为没有大块的时间而时常只能写一些小块文章。”听起来，教人有点心酸，其实小文章也一样有大乾坤，比如鲁迅、比如冰心、比如泰戈尔，并不见他们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倒是短小精辟、意味隽永的小文章成就了一代宗师的英名。现在，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叶梅这几年在间隙创作的“小块文章”——散文集《朝发苍梧》。《朝发苍梧》是一个极富诗意又兼具中国文人审美意趣的书名，让人心灵律动。它不仅使我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使我看到叶梅从小说创作转向散文创作的一种追求、一种境界。

    那么，叶梅的散文创作到底追求了什么？叶梅的散文作品中传递着什么样的思想情感？阅读《朝发苍梧》我高兴地发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这正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所具有的特质和品格。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敬畏和自觉维护，同时包涵了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现象的高度珍视，和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肯定与塑造。在《由田土司想到梅兰芳》中，作者怀着对故土的一往情深、对曾经是抗战时期湖北省临时省会——恩施——这块福地的热恋，为我们介绍了恩施的几件风雅之事：浪漫诗人李白朝辞白帝，一路豪歌，沿江而下，进入恩施；屈子行吟，北通巫峡，沿江而上，来到恩施；明末清初的容美土司，常约请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到山里喝酒、吟诗、作画。那时偏远的鄂西山区曾经上演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与土司田舜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作者写道：“自古以来，恩施的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在山峦叠嶂的鄂西大山里萦绕着或优雅或铿锵的南腔北调，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篇作品从田土司到梅兰芳，实际上就是由少数民族文化想到汉族主流文化，进而涉及到地域文化，引出了红透荧屏的小品大王赵本山，引出了陕北民歌明星阿宝。这时，作者感慨万千，她甚至对“城市文化中心”一说提出质疑：“所谓文化中心说实在令人起疑，物质丰富，交通便利的城市并非就是文化中心，它只是将许多文化现象罗列在一起，透过表层的喧哗，常常可以感到不足的底气，因而不必向他们顶礼膜拜。”通过这种声音，我们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捍卫、守望和与生俱来的热爱。小而言之，少数民族需要这种捍卫自己民族文化的作家；大而言之，中华民族更需要这种捍卫民族文化的作家，鄙视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民族败类。

    在《走在蒙自明亮的街头》《舞蹈的土地》等文章中，叶梅对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现象的描写表现了一个作家对“人”的普遍关怀，对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现象的敬重。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叶梅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拨动起读者情感的琴弦，进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

    悲悯情怀是人文精神的延续，或者可以说是人文精神澎湃大河上一条细水支流。《朝发苍梧》中的不少篇章表现出叶梅的悲悯情怀。在《洪水滔天》《眷念的蜜蜂》《红背心》《弹匠》《寻觅》等文章中，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作家与描写对象休戚相关，生死相连。叶梅甚至踏上洪水滔天的荆江大堤，走进了准备分洪开闸的圩垸。“那是四十四年来第一次大转移。人们说，在几条必经的路口，半夜里人和车马牲畜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让群众迅速过江，摩托车自行车一律不准通行，江边被人们舍弃的自行车成百上千。”“从分洪区转移出来的群众已经离开他们的家园整整五天了。有的被安置在邻县的一些村子，有的住进了学校，还有十几万人就住在了荆江大堤上。”读着这些句子，我们仿佛感到一个流着泪、滴着血的女作家面对浊浪即将冲决大堤吞噬家园，她的悲悯、她的良知不容许她有丝毫平静，因为她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悲悯有同情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切、爱护和给予应有的尊重。所以鲁迅要在长夜难明的如磐岁月里发出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叶梅虽然生活在一个政通人和的开明时代，但是在某一时候、某一阶段、某一场景、某一范畴，总会有一些弱势的个体或群体，譬如洪水来袭时灾区的民众，繁荣城市的打工阶层，以及远走异国他乡求学的少男少女，生活在边疆民族地区人口较少的民族等等，作为一名作家，叶梅所给予的关切、爱护、理解和尊重，像冬日暖阳下一条明净的小溪潺缓流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潺缓的小溪一定能汇集成澎湃喧嚣的大江大河，不舍昼夜，流向未来，流向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