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舟 1961年出生，祖籍安徽定远。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助理、院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文化部优秀专家，承担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创作。
作品曾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铜奖”、“2004黄宾虹美术奖”、“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学术奖”、“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等全国性奖项，并有作品参加“百年中国画展”、“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南京水墨传媒三年展”、第一、第二届“水墨本色——中国画作品邀请展”、“东方之韵——2003中国水墨展”等多项全国性学术展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现国家画院）、首都博物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国宾馆、韩国中国文化中心、韩国竹圃美术馆等多家国内外机构收藏。
1931年，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东北沦陷，华北吃紧，但国民党政府始终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众的抗议。1935年12月9日，6000余名北平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虽然游行示威队伍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但是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迅即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全国各地大中院校和各界人士纷纷行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推动下，以北平学生为主体的抗日爱国运动。在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我认为其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精神力量应该是作品创作的主题。”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国画家张江舟在谈到其所创作的《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下简称《一二·九》）时如此表示。“这一主题对应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崇高的、波澜壮阔的。根据这个核心的审美定位，我从构图、造型、笔墨和色彩四大元素来突出主题，进行创作。”
对称构图——纪念碑感的形成
成稿中，张江舟选择将《一二·九》的画面构图设计成类似纪念碑式的对称构图，以强化“仪式感”，突出崇高的审美意象。在物象的选择上，石狮子与前门城楼在寓意强权政治的同时，也巧妙地突出了北平城的地域特点。
“第三次草图审查过程中，有专家提出画面缺少学生运动的组织性。在这一方面，我画最后的草图时，把人物组合方式做了较大改动——将动态人物集中在画面左侧，中间部分放大了列队游行的学生队伍，突出了学生运动严密的组织性；同时，将前门楼从左侧人物背后移至中央，且放大至足够的尺寸，同时出现大面积的天空；城楼与人物之间的白色烟雾是在作品接近完成时加上的，一是使之成为画面的亮点，二是隐约地传达星火燎原之意，扣合主题；石狮子从原有位置上移20公分，意在加大威慑感，同时平衡了画面的构图。”这样的改动，使作品构图形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构图产生的崇高感，使画面传达的精神性功能得到很大的开发。
组合造型——激越、不屈的氛围
《一二·九》在造型上采用写实水墨人物造型方法，画面的下半部主要由三组人物组成：中间为北平学生游行的队伍，右侧为爱国民主人士，左侧为军警镇压下的学生。显然，三组人物并非同一时空下的瞬间再现，而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人物的组合，此种艺术方式，不是真实场景的呈现，却加大了画面的精神容量。创作初始，张江舟就希望能在人物刻画方面营造出激越、义愤、不屈的整体氛围，同时尽可能地突出人物的个性。
为此，张江舟专门去找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帮忙，寻找理想的模特。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他一共得到了二三十个青年热情而积极的配合。由他们的形象提炼出的人物各具风采——中间部分的三个女学生中，身着棉袍、布鞋者出身工农，性格坚强，信念坚定，身上颇有几分领袖色彩；右侧女生出身富贵，性格平和柔弱，置身游行队伍中，略有几分怯弱；左侧女生是个“小眼镜”，性格活泼热情，略有几分调皮——三位女生性格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意志和理想追求。
笔墨色彩——加大密度，多层积染
“草图确定以后，笔墨的运用是我最为用心之处。”张江舟明白，自己惯常的笔墨形态无法驾驭此类大型场面，其所对应的审美形态也与此画不甚相符——在以前的创作中，张江舟作品笔墨的水分比较大，追求用笔洒脱、俊逸的形态，但落实在这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处理上，笔墨与色彩也要进行调整，尽可能地使笔墨样式符合大型创作的需要。
从成稿来看，《一二·九》的笔墨样式整体上较为平实，保留了用笔上的书写性和写意性；同时将线条的密度加大，使画面骨架十分结实，也为之后的加工修改留下创作空间，可以反复积染。
“这幅画的许多部分积染遍数达到七八遍，是以往我的创作中不曾有过的方式。现在看来，笔墨方法的调整适合了这幅画的要求，它既保留了我个人的笔墨风格，同时又增强了厚重感，画面中大量扭动的线条使画面有了紧张感和运动感。”张江舟说。
在加大线条密度，多层积染骨架的同时，张江舟在色彩上采用赭石膏和锡管装的赭石颜料配合使用，发挥了很好的效果：赭石膏细腻，不流笔痕，锡管装赭石颗粒粗，产生了宿墨感。
“这幅作品，从草图到成稿历时约3年，是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一幅画。但作品的完成过程较为顺利，落墨用了约两周时间即完成大关系的铺排。之后，我又用了4个月的时间做局部调整。目前来看，基本达到自己设定的创作目标。”张江舟认为，下大力气投入创作，其意义不仅是完成了一张画，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其实是对自身知识积累的梳理与整合，是对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方法原理的探索与深化。“它一再地验证了我对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基本认识，即情节、内容、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作为绘画语言的构图、造型、色彩、笔墨的精神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才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成熟之日。”
“六法”与壮阔的精神气象
这一基本认识，被张江舟概括为创作的“六法”：壮阔的精神气象、崇高的审美境界、深切的人文关怀、典型的地域特点、真实的情感再现、大胆的艺术追求。依照此“六法”，张江舟在描绘“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历史事件的同时，着力展现革命的壮阔精神气象，作为这件作品的精神主题。
“自从接受创作任务开始，我的耳边常有对以中国画形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质疑之声，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中国画的艺术创作功能主要在审美、言情怡性，过多的思想负载只能削弱绘画的艺术性，使其流于说教；二是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无法驾驭大场面、大主题的人物画创作，此类大型人物画创作是对中国画笔墨的悖反，只能使笔墨语言平庸化功利化。”
但在张江舟看来，两种观点均是立足文人画的立场，以文人画的审美视角、文人画的笔墨标准为基本参照，两种观点共同折射的是对20世纪初以来，以徐悲鸿、蒋兆和为重要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审美功能、创作方法和笔墨形态的不解。因此，以宏大叙事为突出特点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此项工程在创作方法上对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自觉选择，是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弥漫的今天，在艺术创作中试图显现出的崇高壮美的审美追求，更使此次创作工程凸现急迫的艺术功能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文化意义。
“中国绘画至明清，文人画一枝独秀，审美功能的无限扩大，成就了中国绘画以写意性为突出特点的历史高峰。然而，近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书斋不再宁静，‘华北之大，已安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清华大学学生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语）。以现实人生为题，以表现民族意志，倡扬民族精神为突出功能特点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兴起，顺应了时代对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渴望。近百年来，以写实水墨人物画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水墨画的巨大进步，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我更坚信此项创作工程将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我的这幅作品也将是我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标志。”张江舟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