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变化中传承不变的中华魂
——访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十年》总制片人、总编导刘文
在举国欢庆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作为一部为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特别制作的唯一官方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摄制的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十年》近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该片以澳门回归十年来的“变与不变”贯穿始终,向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庄严承诺和成功实践,展示了澳门特区政府治理澳门的卓越能力,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社会强有力的支撑,反映了澳门民众日益增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日前,本报记者对该片总制片人、总编导刘文进行了专访。
记者:《澳门十年》拍得真实感人,在央视播出后得到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您自己是如何对这部纪录片定位的?
刘文:从2008年8月第一次进入澳门进行了半个月的前期采访,到10月份第一次拍摄,再到12月下旬至今年6月份的大规模集中创作,历时一年多。创作中,我们力求每一集内容、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要充分体现澳门民众“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以平和客观的手法,全面报道澳门,做到不教条化、不简单化。
记者: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您拍摄了纪录片《香港十年》,两年后再拍摄《澳门十年》,您有哪些不同的感受?这两部片子有何异同?
刘文:我个人认为,这次的《澳门十年》是纪录片《香港十年》的延续,同样采用了“以真实为灵魂,以人物为主角,以故事为载体,以情感为核心”的创作原则,试图在“小人物,大时代”、“小事件,大背景”的“两极表述”中找到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视角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的澳门。
虽然澳门与香港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澳门却有自己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积淀,如何解决在内容上的差异化,是整个创作团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1999至2009这十年的事件选取上,避免重复之余,还有没有足够的内容可以说呢?首先是2007至2009两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这就使经历了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神七”代表团访问等事件的澳门产生了新的不同,再加上民间还有个比喻,“香港像上海,澳门像成都。”这些都为摄制组如何体现《澳门十年》的特色提供了比较直观的印象。
《澳门十年》展现了澳门回归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如《人心所向》《守望和谐》这两集,通过聚焦几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族群的澳门人,以他们独特的视角见证澳门人身份的改变以及生活的不变;《同舟共济》《强力支撑》《命运相连》则用一个个情感故事,让我们看到回归后的澳门和内地、澳门人和内地人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命运与共的现实是回归以来不断发展的“变化”;《薪火相传》《根在中华》更是将澳门人“爱国爱澳”的体认过程娓娓道来,阐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才是真正支配澳门人思维、观念的基石与主流,“中庸尚和”、“忠孝仁义”等优秀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
记者:澳门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说涉及的领域非常多,那么作为一部只有8集的纪录片要面面俱到难度是比较大的,对此,摄制组是如何处理的呢?
刘文:要想在短短的8集电视纪录片中反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保证剧中所选取的人物和事件等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人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灵魂,人物的“变与不变”见微知著地象征着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变与不变”,所以人心的变化才是澳门十年跨度的真实链接所在。
拍摄期间,我们总共采访了参加和见证了十年澳门发展历史的50位澳门政要、200位澳门市民。通过反复多次的走访、记录、筛选后,我们意识到,澳门回归时为祖国歌唱《七子之歌》的容韵琳,她十年的成长见证了澳门再生的历史;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司法辅助厅书记长祖儿见证了基本法诞生和十年的执行;庆回归游行中策划让民众高举“回归了”牌匾的劳工子弟学校校长唐志坚,十年来治学严谨、以培养澳门新一代接班人为己任;喜爱周游世界、四海为家的法国著名烹饪大师艾伯骏被澳门吸引,定居澳门十年之久;土生葡人大律师欧安利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澳人治澳”等等。这些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对于反映澳门十年的发展和变化均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
记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部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挫折,摄制组是如何克服或解决的?
刘文:拍摄之前我们就有两个很现实的困难要面对,一是作品如何做到让港澳观众、内地观众、海外华人华侨都理解并认同;二是如何超越被定位为“中国电视外宣新高度”的《香港十年》。此外,发现人物难,确认拍摄对象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部分澳门人都很低调,即使不排斥采访,他们也不善于表达自己,更不愿意被宣传而显得出众。为了找到最核心的“人”,可以说我们几乎是拿着“放大镜”去寻找,但正是像这样剥笋式的寻找到的人物,层层深入式的访谈,给予了《澳门十年》更扎实、更真实的感觉。
记者:拍完《澳门十年》后,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文:一年多的拍摄历程让我与澳门有了一次非常深入的亲密接触,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表达拍摄《澳门十年》的感受的话,那就是“感动”,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参与拍摄、为拍摄提供诸多帮助却没有留名字的人。澳门人虽然不愿张扬,但他们非常喜欢做善事。在拍摄过程中我得知,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社会底层收入不高的群众都是倾囊而出。其中有一位老人,自己没有工作,每月依靠子女给予的生活费过活,但汶川地震后,她将自己攒了很久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登记簿上颤颤巍巍的笔迹——“亲人,挺住”和这种毫无保留的爱让很多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