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巍峙同志接触不多，但在仅有的几次短暂接触中，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是周巍峙同志对舞蹈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重视。

    1956年春，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组织领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12年远景规划”，各艺术学科（含舞蹈学）的12年远景规划也在其中，吴晓邦多次组织舞界艺术家讨论，制定了“1956—1967年艺术学规划草案·舞蹈部分”。同年10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成立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吴晓邦任组长，欧阳予倩任艺术指导，组（学）员有孙景琛、彭松、董锡玖和我。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我们毫无经验和学术方面的积累，也找不到专门研究舞蹈史的前辈老师。欧阳予倩针对当时的情况，请来了与舞蹈艺术关系密切的几位老专家，如音乐史专家杨荫浏，古典文史专家沈从文、阴法鲁、吴晓玲，戏曲史专家周贻白，美术史专家王逊等来教我们，为我们作学术报告或专访。驻会秘书长盛婕同志考虑到应该有个拜师会，让专家们把培养我们的担子担起来。盛婕请周巍峙同志来主持，更显得隆重。宴请专家老师的经费无法报销（当时文联财经制度极严），周巍峙同志知道后说：“为开展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就用我的薪金报拜师餐费吧。”数十年来，这些老师一直尽心尽力地教我们，给我们珍贵的舞史资料布置陈列室，为我们答疑解惑，鼓励我们下大力气、大功夫钻研史料，不掌握史料，写史没有发言权。同时要搜集、研究出土舞蹈文物和调查目前还“活”在人民生活中的“古代舞蹈的当代遗存”。对我这个从小热爱舞蹈，但底子薄、基础差的学生，更是耐心教导，我成了老师们永不毕业的“编外学生”。每念及此，都会感谢老师们，感谢周巍峙对舞蹈研究工作深切的关怀之情。

    经过我们四个学员的艰苦努力，《中国舞蹈史长编》于1964年完成，接着五卷本《中国舞蹈史》（先秦卷孙景琛著，汉、魏、晋、南北朝卷彭松著，隋唐五代卷和明清卷王克芬著，宋、辽、金、西夏、元卷董锡玖著）也写完了，但没有经费，无法出版，我们不得不又去找周巍峙同志，他很快批准了出版五卷本舞蹈史著作的经费，使得该书正式出版发行。

    1997年我和隆荫培、欧建平、张世龄、徐尔充、江东等同志完成了编撰《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的工作。我们请求周巍峙同志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们写序，他欣然允诺，在了解编写此书的具体情况后，很快把序言交给了出版社，没有耽误出版时间。

    二是周巍峙同志对文艺工作者深切的、诚挚的鼓励和关怀。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吕骥同志就鼓励当时在音乐学院工作的作家管桦和我的丈夫作曲家张文纲同志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写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音乐作品。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了最前线，美国飞机低飞掠过树梢、房顶，机枪两次扫射，他们都幸免于难。在他们返回的路上，汽油弹打在公路上熊熊燃烧，志愿军司机开足马力，勇闯火海，他们才得以平安归来。他们激动地写了《飞虎山》故事大合唱，集中反映了朝鲜人民与志愿军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大合唱演出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中央调合唱团到北京演出，1951年9月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选送《飞虎山》赴罗马尼亚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歌曲比赛并获奖。作者将全部奖金捐献给志愿军开展文娱活动。正当这部作品热演时，忽然有人提出批评，说这是一部宣扬“人性论”的作品。受到评判后，张文纲许久想不通，感到抬不起头来。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周巍峙同志走进我们家（一座集中住着中央乐团创作组人员的平房大院，这里住着管桦、李焕之夫妇，郑律成，金帆等词曲作家），他亲切地握着张文纲的手，深情地说：“文纲，《飞虎山》是歌颂中朝人民友谊的作品，不是什么宣扬人性论的作品，你不要背着包袱，好好作曲吧！”泪花在张文纲眼中转动，他的嘴唇在发抖，我几乎哭出声来，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

    周巍峙同志退居二线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偶尔在集会上碰见他，他总是主动地和我打招呼，我每次都上前去和他握手。我感觉周巍峙同志就像我们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