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陈晓明出版了一部长达6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作为一个长期操持后现代理论的批评家写作的文学史，迅速受到国内同行高度关注。谈谈这部文学史的新见，确实是一项有意义的学理工作。

    多年来，陈晓明一直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引领着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潮，他因此获得了同行和作家朋友的信任，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2003年到北大工作后，教学的需要使他必须系统地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这部著作就是他在讲稿的基础上多年磨砺修订完成的。北大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十年前——1999年，洪子诚教授就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格局和面貌，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当代文学建构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多年来，洪子诚文学史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在这种处境中，包括陈晓明在内的所有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困难和巨大挑战可想而知。但这也诚如他自己一再表述的那样，他从洪教授那里所学甚多，但也要有他这辈人自己的学术探索：“如果我的文学史与他人一样，论述的层面和学理内涵没有个人的东西，那我写作的冲动肯定不够充分。”这个独白已经告知我们，陈晓明的文学史一定与众不同。

    国内近年来论述现代性的论文和著作不少，陈晓明也一直是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的阐释者。尤其是扣紧了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的阐释，给当代理论提示了一种可贵的视角。现在，他把对现代性的阐释，贯穿于他的文学史叙述，他这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基本框架，就是从中国的现代性出发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

    这部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有勇气去处理当代文学史中的最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只有解释这一根本问题，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解释中国这60年的文学经验。他试图发掘出中国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的内在关系，他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激进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无疑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文化的开端，它开启了另一种现代性，那是中国本土的激进革命的现代性。文学由此要充当现代性前进道路的引导者，为激进现代性文化创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认知的世界观基础。因此，他所描述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就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从激进革命的现代性叙事，到这种激进性的消退，再到现代性的转型。这就清理出一条既有内在性，又与世界现代性对话的文学史叙述的理论线索。因此，基于这样的立场，陈晓明几乎重新解释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开启的历史，给出了这种转变的历史地形图。陈晓明看到革命文艺展开的是又一次新文学运动。他读出这项文学运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与历史剧变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意识的文学；另一方面，它又是有最广泛人民群众参与的文学，是人民为主体的文学。“激进的现代性”是这一时代文学最重要和突出的特征，陈晓明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显然是有理论勇气而又有历史眼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赵树理的作品虽然被称之为“问题小说”，柳青也试图反映现实紧迫问题，这些都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文艺解释现实的强大能力，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独特的现代性经验。这种解释并不一定因为其政治性而全面伤害到文学。相当多的作品也依然充满了艺术魅力。也许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这一辈，还有相当多的读者，是很喜欢《小二黑结婚》《登记》这些作品的。再比如《红旗谱》，梁斌自己津津乐道的是他对青年时期生活的记忆，是他描写乡村中国生活的那种乡土气息、那些人伦风习。即使像《创业史》和《艳阳天》这种要专注于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曾有论者说，这类作品其实就是概念出发，农村哪有什么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这种文学作品，对历史现实的基本把握就是错误的。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同时也表现了当时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家庭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它确实也写了在政治渗透下的中国乡村生活的变迁。这类小说虽然不多着笔于情爱的表现，但父子关系、邻里关系的表现却是极其生动细致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这类例子甚多，这是他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方式之一。在我看来，这是陈晓明运用“现代性”观念处理那一时代文学最成功的经验，也是他“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的最好佐证，这种探索无疑非常有效地开拓了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空间。

    “十七年”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难题。它之所以难处理就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观念与文学性的关系。当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时代后，虽然改写了单一政治维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但它“逆向”的评价方法在逻辑上仍然是某种单一的政治化的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的具体内涵已发生了变化。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不是具体地处理某一时段的文学，它对1942年至今的文学历史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如作者所言：回首过去，我们无疑会看到历史的多个侧面。它如此复杂，众多因素纠杂其中，造成的最终结果又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从现代性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关口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也许更能体现出具有包容性的历史主义态度。这种历史观，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既看到了中国现代历史是中国现代性的必然过程，是面对西方挑战选择的必然道路，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的偏激”，而对历史“不断激化的选择”，陈晓明的历史性分析客观而冷静。

    陈晓明一直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批评家，他对当下文学的熟悉和敏锐几乎有口皆碑。因此，除了对1942年—1976年代文学历史作出了新的理解和评价之外，他对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发展所作的梳理和阐释，不仅有鲜明的“陈氏风格”，更因其参与亲历而有了“现场感”。此前他的《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不死的纯文学》等著作，虽然带有前沿文学批评性质，但那里的历史眼光和感性积累，为他对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对当下文学最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之一。但文学史的写作毕竟与文学批评不同。如果说他对莫言、贾平凹、余华、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马原、格非、残雪、王朔、阎连科、刘醒龙等当代名家已烂熟于心的话，那么如何将他们在文学史中作出适当的评价，可能对陈晓明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学史一直写到“80后”和网络文学。这一选择的大胆几乎前所未有，但它却保证了对“当代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完整性。

    还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历史的书写虽然是一种“叙事”或“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或“结构性的历史”，但陈晓明力图维新，“理解历史，不是判断历史或设定历史，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他提供的“以论带史”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也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理论性，他不仅洞见了一些被遗忘和遮蔽的作家作品，而且也因理论表达的透彻使这部文学史更加明快。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要收获：从1999年至今，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写作几近处于停滞状态，而陈晓明的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念、视角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