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十九秋》、《酸葡萄》、《米脂婆姨》、《魂系马嵬》到９０年代的《秋冥》、《桑露》、《绣女》等系列工笔人物，再到２０００年以来的《孙中山》、《弘一法师》等小写意人物，何家英以融写实精神和东方诗意为一体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画成功的传奇。其传奇性不仅表现在工笔古老的结构中，将人物的造型、结构、线条、动态、色彩发展到如此敏锐、纤细、精致、严谨而又充满灵韵的高度，从而成功地促成工笔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蜕变，也不仅仅表现于对笔墨抒情性、表现力的重新阐释上，而且还凸显在价值观层面：在审丑至上的当代艺术潮流中，何家英以唯美方式重彰了东方所独有的和谐与大美的境界，在完成对当代人视觉修正的同时，也使作品具有了天然的道德性含义。

    衡中西以相融

    回溯何家英的创作道路，不难发现，在蒋兆和、黄胄、周思聪等前辈大师的“耳提面命”下，何家英很早就表现出精神上的成熟性，他随手记录下创作实践中的感受，并在积累中将这种思考方式培养成与创作同步甚至先于创作的习惯性动作。何家英记录自己思想的习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此来保持自己思想的敏锐性。日积月累下来，这个习惯也给何家英以丰厚馈赠：以独立见解所建立起的精神坐标让他在“大传统”层面上获得了吸收、融合中西各种视觉经验的合法性，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切绘画方式都可以成为营造画面的手段，只要这种手段能够表达所感受的情绪、意境。以此开始的实验，也许从最初就蕴含着一个大胆的奢望：在融合中西视觉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启动传统工笔的伟大品质，使其在表达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完成现代工笔人物形态的构建。

    在何家英早期的工笔作品中，上述想法已初见端倪。《街道主任》、《山地》便体现出了他对明清以来勾勒填色的工笔画传统、写意笔墨以及西画写实等多种绘画语言的深入学习。其中，《街道主任》的藤蔓、人物服饰以及画面渲染，明显吸收、学习了平面化勾勒取形，再敷色造型的工笔传统。线条的转折与形的概括直接而明确，大色块的对比塑造出色彩的空间关系，再配以石色、水色的运用，营造出丰富的层次，传统工笔画技术在画面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人物面部的结构则以西画写实技法为基础，在保留线条造型能力的前提下，强化小块面结构来表现空间，尤其是肌肉结构组织得严谨、细腻，带动了细部结构关系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最早的实验中，写实方法在何家英手中也不是干巴巴的搬用，而是与传统“准、烘、砌、提”之肖像技术要点充分结合，根据表达需要而各有取舍，从而在尽可能保留中国画平面、线条造型原则的同时，协调并统一了各类视觉经验，并最终获得了语言的统一。

    《山地》之后，何家英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高峰。在此后大约５年的时间内，他相继创作出《十九秋》、《米脂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等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作品，其扎实的写实能力、精巧的场景设计、浓郁的抒情效果展现出工笔人物画新的时代魅力。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到今天，何家英以不断创新的作品而成为时代焦点的同时，也书写了自我成长的历史。他给自己设置了“衡中西以相融”的命题，也以实验者、学者和手艺人的三重身份完成了这一命题。实验者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学者的睿智和价值判断力，手艺人日复一日的技艺劳作习惯，在何家英身上不分彼此地融合为一体。

    感性的复活

    从写意转向工笔画领域，何家英仅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他为这个新领域带去的唯一家当就是对生活真实的生命感受。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当对工笔画的革命性意义：一场以感性审美方式重建工笔人物画的努力将由此开始。

    以感性体悟来获取生活真实这一方式在何家英那里有着宗教般的高度。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何家英正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来面对生活，面对自然，面对人生的。在很多情形下，他怀着像农夫对待土地一样的感情来感受生活，以辛勤的耕耘来期盼收获；有时，他也会以猎人般的灵敏，从纷纭的生活中捕捉自己的猎物。在何家英心中，生活、人生与自然，既是伟大的导师，又是伟大的母亲。“对人——创造物中最年轻，最丰富多彩，最活跃，最富于变化部分——心灵的观察和描述”（歌德语）的能力是最为突出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何家英称为一个敏感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一直保持着超常的对自然、社会诸事物的敏感性。

    迷茫的至美

    唯美主义形象，诗意般的迷茫，以及不可名状的伤感，为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最令人感动的东西？何家英作品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注意到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就够了——它是双重的，首先是“文革”意识形态，这是何家英无法逃离的前提，它留给何家英唯一的记忆是美的空前毁灭，在何家英幼小的意识中，这种毁灭迅速沉积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伤感；同时，“文革”模式中过分夸大的视觉刺激以及毫无休止的革命浪漫情绪也让他畏惧与反感，这更加重了他的伤感情绪，以致于这种情绪逐渐升华为何家英人生的基本情绪。因此，反叛“文革”模式，重建唯美世界，挽救逝去的美好，成为何家英命中注定的事业。他的唯美形象也由此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学和人文含义。其次，何家英的唯美形象还可以放置在现代—后现代艺术的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观察。对现代—后现代的形式创造及观念变革，何家英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敬意，但它所带来的泛滥成灾的审丑浪潮、泼皮作风以及颠三倒四的解构意识却让何家英极为厌恶，他虽无意于对抗，却努力地以唯美方式来证实另一种价值观的存在，其结果是，无意中的对抗却带来意外的收获：唯美形象在后现代戏谑的背景上被赋予了厚重的道德含义。

    《秋冥》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画家以精巧的构思、精湛细微的笔法打造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境，置身于其中的少女凝目冥思，婉约之中带着一丝伤感，单纯清凉中隐约着游移不定的深邃，憧憬般的思绪沿树桠而飞升，弥漫至高旷湛蓝的苍穹，金黄的树叶、和畅的微风也仿佛因此而舞动；粲然的秋光，也似被少女的思绪赋予了迷离的气息而变得漫无边际。对观者而言，这幅作品因少女迷茫情绪所带来的至美感受不仅是一种散淡的诗意，而且还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观者会在身心俱醉的审美享受中获得精神的升华。《秋冥》的成功得源于何家英优异的控制力，一切都控制得如此和谐，如此完美而统一，在作品优美的叙事旋律中，即便最挑剔的耳朵，也难以捕捉到一丝瑕疵之音。这就是何家英留给后人的绝响，也是他留给后人的难以超越的高度。

    孤独的守望

    对现实主义艺术理想的守望，迫使何家英不得不去感受他并不喜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生活，并从中寻找艺术创作的依据。在这个生活中，有他视觉难以承受的泛滥成灾的新图像，也有让他精神迷惘的社会现象，在狐疑、观察、体悟、欣喜和厌恶混合成的复杂情绪中，他兴趣盎然地观察这一切，竭力从当代社会的景观中寻求新的视觉元素，从人性变异中获得思想的资源，以此来构建新的视觉图像。从２００７年完成的《舞之憩》上可以看出何家英新视觉感受所带来的跳跃性变化：锋利的直线，冷峻的调子，充满倦意的形体，以及恍惚不安的镜像，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寓言。人们习以为常的诗意大面积从画面中隐退了，画面人物从诗意世界中跌落下来，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舞者的动作、表情完全日常化，所残留的迷茫情绪只能在疲惫的主题中若隐若现。《舞之憩》带给我们一系列思考：画家艺术生命的长短到底取决于什么？为什么有的画家获得点滴成功之后就僵化不前，而有的画家却始终能够保持创新的动力？答案也许是唯一的，那就是，一个守望者的性格保证了这一点，“艺术的成功其实就是人格的成功”，正是因为何家英谦逊、通达、执着的人格魅力，才保证他始终以一种清醒的探索姿态面对自我、面对社会，在自己选择的理想上保持着殉道式的坚守，并在新艺术浪潮中保持着一种自信的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