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中先生精翰墨通诗文，集“诗书画”于一身。读他的文集深感其“史才、诗笔、议论”的功力和魅力。他首先是一位诗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唯此他才不独有诗歌、散文、小说的丰富收获，更有上天入地、全方位多维度评论或剖析艺术形式和理论、艺术作品或人物的文章。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太多的生活冲撞和挤压，有过太多的不幸和曲折，但由于时代的锻铸并未尽消生活的激情，反而成为这代人活着的永久动力。文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极具才情的诗人。他融情于境、境由心生，或借景生情或寓情于景，总是在经历的人生道路上与事与人邂逅相遇、物我两忘，然后在复归于心时着笔成诗、成文、成论，因之，无论其文体如何变异而诗情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他的书画只是传达其洒脱俊逸的“诗形”，而他形形色色的各类文体才是表现其自然清醇性格的“诗神”。“自然”是文学艺术之本，既是起码的要求也是至高的境界。文中的诗文无论是“一雕栏一画础”的物象描摹，还是“一转瞬一闪念”捕捉到的自我情思，都是清澈见底如水之流的本然，都具有自自然然的姿态，自然而然的过程。不仅书写着他反映的物象，也同时表现着他虚静恬淡的自我。

    “史才”是文论之道，特别是那些记叙和评论文章的历史和时代感觉尤关宏旨。那些在艺术情境背后所烙印或凝聚的历史影痕和社会烟云恰是文章之风骨神韵。它们同时具有两个可贵的真实性：一是反映对象的真实，一是反映者自我的真实。在这个巨大历史转变的时刻，无一刻不在催发着新生，也无一时不在产生着巨痛。文集中的每一个命题无论大小都曾经是生活或艺术中的焦点或热点，每一番议论或评论都连带着社会的心声和民愿——转型期的灼热和浮躁、执着和焦虑、动荡和不安，如此等等。但文中的感觉却是持重客观的。

    “史才”和“诗笔”自然要求“议论”，这是自古以来统领文笔的魂魄。文集中无论是时评或短论、随笔或特写都不仅全面覆盖着生活或时代的方方面面，也同时由表及里地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次。“食色”之论根于性，文中的散文或评论在写人状物时无不见性见情，随形赋性，描摹着具有浓郁市井旨味的物态文化，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触摸捕捉的“这一个”。行为文化依于情，那是由“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的伦理道德锻铸的。文中清晰辩证地剖析着种种具有时代因由的“现世情”、“乱世情”、“爱国情”、“民族情”以及由宗教和信仰、民俗和崇拜、思维和心理派生出的种种情愫，剔除其中的欲望和偏执、匡正其情绪和过激。在情调里洋溢着善恶褒贬的品位格调。如此这般，性 — 情 — 理的审美过程则可达到理性的终极：终归于“心”的至高境界，不仅文中先生自我因为情理的畅达而得到心灵的慰藉，我们每一个读者由是在阅读和品味中也安住了自己的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