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儒是我在评论界非常敬重的同行。我欣赏他以南人的温雅俊秀却能多少年来一直持守在西部，并在西部成就了一番事业；我欣赏他一碰触文化和文学问题就来感觉，那与众不同的尖锐眼光和宽广不羁的思路；我欣赏他超强的捕捉能力和归纳能力；还欣赏他的长于辞令，机敏权变，风流倜傥。前年观看公祭轩辕黄帝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云儒以文化学者身份担任了主持人的角色，面对浩大场面，他不惧不亢，神态既很自如，言谈时有警句闪烁，令人目醒神清。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他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母题是做过一番深入钻研的。这是我们一般弄文学的朋友所不可及的。
我一直感到，肖云儒不仅属于陕西，而且属于全国。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大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新时期以来给文坛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批评家之一。现今更年轻的一代才俊，也许不能完全理解，上一辈人在３０年前，即新时期之初，所作的破冰解冻、弃旧图新、开拓新境的努力；那种告别旧我、迎接新潮的勇气和坚定、痛苦和奋发，多么值得历史记住。云儒虽有学者的儒雅，却不属于学院派，他是始终置身于文艺发展潮流之中的、与时同行的、第一线的批评家。但他又不同于一般批评家，他是学新闻的，资深报人出身，曾经两栖于新闻与文艺之间，他是由新闻记者的敏锐性作为先导的批评家。但不可否认，其心性又是学者型的，越到后来，特别是担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以来，由于工作需要，他偏向于整体性的时代审美意识变化的研究，他对国学，对中华传统文化，对书法，对陕西地域文化，都有了更多的投入和研习。于是，这些年来，他的角色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一步步地蜕变和转型，由文学而文艺，由文艺而文化，直到大文化，逐渐走向开阔，走向大气。
人们常说，创作需要才能，写诗写小说需要天赋，乃至天才，好像搞评论的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批评同样需要天赋，有才情的评论与无才情的评论，虽同为铅字，虽面目大致相似，内质却差之千里。杜波罗留波夫活了２５岁，别林斯基活了４１岁，他们并不一定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但他们却是影响了历史的人文精神进程的天才批评家。我觉得天赋在云儒的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也许在他的基因里，有一种擅长批评性思维的因子。说他早慧，天资聪颖，都太泛泛，并不准确。他的特点是，能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动向，能更敏锐地感应时代与文艺互动的隐秘关联，能提出稍后将会发生的问题。听说，他早在江西读高中时，同学们就发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学者的叶四维，赠给他九个字，曰：“有见解，有感受，有文采——见解在质朴中见力度，感受于真切中藏灵性”，这是知己之言。
云儒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系时，自发地写过一篇评华君武政治讽刺漫画的文章。人家以为一定是老师写的，不料却是个学生。此文后来发表于《美术》杂志的头条，颇得主编王朝闻的赏识。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形散神不散”的提出。那年他不过２１岁，斗胆投稿给《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他接过老作家师陀说散文“忌散”的话头，以“形散神不散”为题写了篇仅500字的小文。不承想这竟成了对中国散文经验的一个著名概括，一个散文理论的关节点，“文革”前后引起过热烈争论。云儒说他当时不过想发一点小小的感想，绝无给散文提要求、定规矩之意，其后的反响是他始料不及、担待不起的。我却认为，别看只是寥寥数字，于简单中却可见其悟性，是他长期思索的一个火花式的爆发。
贾平凹在给云儒９年前出的那套五卷本《对视》书系的序中说：“西安的地域成于他也碍于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此话多被人引用，我却觉得也许只是说了一方面的事实。云儒在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他的表现恰恰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最早或较早地发声。比如，１９８３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就是他有感于伤痕文学陷于浅表层，不能深掘到农耕文明、小生产意识、皇权政治遗留的原因。再如《新华文摘》先后转载的《艺术家的主体、生活客体和审美反映》《被拷问的人文精神》等等文章，也都是在反思文学初起，或主体性争论初起，或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热潮中发出的，具有实践品格、现实品格，并非后发制人，倒是站在前沿，直接在文学潮流中汲取鲜活之水的深刻思考。
其实文学史上不乏僻处闭塞之地，却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的例子。我们很难说，僻处西部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在创作意识上就一定是落后的。还有一例：由林兆华执导、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白鹿原》曾经一票难求，轰动一时。此剧究竟怎么样？除了一片浮泛的叫好声，我没看到多少真见解的评论，而云儒那篇不足2000字的《话剧〈白鹿原〉的得与失》却见解灼灼。我至今保留着这份剪报。文章指出了三点遗憾：一是没有找到可以深度解读原著的“简约而有象征意味的戏剧结构”；二是“缺乏内部世界的打开和戏剧冲突的强化”，虽不断有掌声，但那多是老腔和表演引发，从戏剧冲突与感情深处爆发的掌声其实不多；三是表演过于昂扬、激愤，忘了必要的节制和深度。这些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我在想，有的学人也许可以弄出一部部砖头样厚的“专著”，却不一定能以敏锐的直觉和出色的审美判断力写出一篇让人击节叹赏的短评。
云儒的另一个几乎不为人注意的特色是，他具有很强的理论想象力和滚雪球般的思维发散力。他第一次进新疆参加西部文艺研讨会时，从飞机上俯看博格达雪峰，产生了某种关于西部的强烈感应。他原本没有发言稿，憋了几天忽然思如泉涌，拉出了一个大纲。这就是后来的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的雏形。这本专著的封面上写着“多维文化中的西部美”，他认为西部生活精神是一种具有主导倾向的“多元动态结构”，而多元结构又是由“三个精神对子”组成的“两极震荡”。他从历史感和当代性，忧患意识和达观精神，封存守成和开放开拓这样的几组“两极震荡”展开论述，并最终提炼出如下关于西部文学总体的美学风貌：“一个以阳刚为核心的，多种审美形态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内部构成是多元动态结构。”显然，这里带有当年新观念热、新方法论时期的某些印痕，也带有想象的成分，作者调动了当时所有可以调用的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我表示钦佩。但这个时期他留给我较深印象的主要还不是这种专著，而是他以感悟式的审美方式写的散在文论，它们多从价值、意义、趋向等几个层面使人一新耳目。
综观云儒近３０年的文论，突出感到，他思路活跃，涉猎面很广，举凡文学、哲学、戏剧、书法、散文创作，社会评论、民俗研究，直至文化人类学，都有论列，但始终还是以文学为中心。他的著述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段，前一段以文学的宏观综论和作家作品论为主；后一时段，以宽泛的文化研究为主。他自己总结说，他的文艺评论的主要方位是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坐标，他是大体沿着反映论——文化论和历史——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我以为这个定位是实事求是的。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评论者，他始终不放弃“建构体系”的梦想和搞大部头专著的雄心。他对自己长期陷于“三评一论”，即书评、影评、剧评和文艺论文的写作很不满足，极力要突破，于是有了他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和由他主编的《中国西部文艺论丛》等等。由于原有的知识结构和哲学基础的稳固，也由于大半生处于政治运动之中，云儒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力图建构体系的努力，付出了超常的劳动，不免带上了悲壮的色彩。
云儒不但是理论家，而且是散文家，有一颗诗心、灵心。读他的《我在故乡冷藏了三天》，真让人忍俊不禁。原来，他一回到南昌，就被朋友、老同学、同行、亲戚们包围了，颇不自由，他想独自去寻旧梦，于是想出绝招，伪称自己去了别处，好似人间蒸发了，其实潜伏在南昌的老巷深处，“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老头”，每天转悠他童年和少年时留踪的地方，静静地咀嚼着人生。然而，谁又能禁得住诱惑？人又怎能弃绝红尘？反正，这个“老头”又回来了，回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关系网和生存网中了。他又无奈地登上飞机，去参加一个什么可能毫不重要的“重要会议”去了。多么深刻有趣的自嘲和自省呵。
我心目中的云儒，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丰富的、深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