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学界来说，今秋真是个悼念的季节：继两位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相继离开我们没多久，如今又让我们痛悼良师杨宪益了。而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暗暗祈祷，祝愿杨老能够再一次扳倒病魔，化险为夷，就像近三四年来他一次再一次击退病魔的袭击一样。不想11月23日下午我刚从南方回来，便传来杨老仙逝的噩耗，不禁令我悲痛万分。因为我历来不仅惊叹他出众的才华和翻译上的伟业，更仰慕他高尚的人品和人格。后一点对我国知识界来说尤其难能可贵。正是这一点促使我近20年来多次主动接触他、看望他，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杨先生出生于富豪家庭，但优厚的生活条件没有使他成为贪图安逸的纨绔子弟，却使他养成豁达大度、宽厚为人的性格，以致他进英国牛津大学不久便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而且很快还赢得同学中一位美丽少女的芳心，这就是后来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与他结为伉俪，并终身厮守、相濡以沫的爱妻戴乃迭。这一婚姻之重要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事业上的。戴乃迭是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传教士的女儿，从小就喜爱中国文化和文学，对翻译也很感兴趣，因而成了杨宪益在翻译事业上的最佳的得力搭档。这一对比翼齐飞的好夫妻，由于各自母语和外语都相当过硬，翻译起来如虎添翼，真是“硕果累累”！你看：《离骚》《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唐宋诗歌文选》《宋明评话小说选》《聊斋》《资治通鉴》（选）《老残游记》《长生殿》《牡丹亭》《儒林外史》，特别是压轴之作《红楼梦》。此外还有大量短篇的译作。难怪有人打趣地说，他俩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不难想象，杨宪益为有这样一门良缘多么自豪和欣慰。怪不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笑眯眯地、不无神秘地用手指指他的卧室。我还以为他想让我欣赏他陈列在橱柜上的“珍藏”。我一件件欣赏完了后就出来了，这时他又用手更有力地向里指了指。哦，原来他主要想让我看他摆在里面柜子上的戴乃迭的遗像，那美丽、高贵、富有学者风范的头像，可见他对这位先他而去的妻子思念有多深！

    他的思念怎么能不深呢？这一对郎才女貌不仅是幸福的好伴侣和合作的好战友，而且也是一对患难好夫妻。1940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俩没有继续留在相对安全的英国，安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宁愿选择危险和艰苦，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戴乃迭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但她视中国如祖国，甘愿与杨宪益同甘共苦，奔波于中国大西南，时而在贵州执教，时而在重庆和成都当翻译，不仅经常迁徙，还得随时躲避敌机的轰炸。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这一对恩爱情侣，一个在豪门富户长大，一个千金小姐出身，却双双自觉地经受着锻炼和考验，顽强地坚持着抗日工作。

    解放后他俩被安排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主要在著名作家叶君健主持的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当翻译，上述许多译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当时政治运动的频频发生和步步深入，再加上他的“国际婚姻”背景，更由于这位“性情中人”广泛交游中从不设防的习性，他的工作受到限制。到“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大难终于临头：他与爱妻双双被捕入狱，而且分而监之，彼此音信全无。直到4年以后，他们才终于重见天日。但一个更大的打击向他们袭来：他俩唯一的儿子因家庭遭殃导致精神分裂，在一个亲戚家里自焚身亡了！这一悲剧使戴乃迭第一次对丈夫产生怨尤。

    但杨宪益毕竟是个襟怀坦荡的人，即便在狱中他依然谈笑风生，给同被关押的人讲故事，甚至教他们唱苏格兰民歌。出狱以后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且依然不改曾经要求入党的初衷，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以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出发，坚持对真理的追求，以不说假话为人格的底线，始终坚持对人类良知的恪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品德。他是最值得我们悼念和学习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