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以“吟诵经典、爱我中华”为主题的中华吟诵周大型文化活动在北京举行,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举办了包括5场展示不同流派风格以及普通话诗词吟诵的高水平演出,并在大、中、小学举办了10多场“吟诵进校园”公益活动,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诗词吟诵热升温的背后,其实有着一支传统诗词爱好者的大军,其中参与传统诗词创作者也不乏其人。近年来,这支创作队伍还在逐渐壮大,全国各种性质的传统诗词创作研讨会的报道也不时见诸媒体。不久前,在中华诗词六十年高峰论坛暨创作研讨会上,组织者更是提出了“当代诗词学”的概念。那么,当代诗词创作的现状究竟如何?它的发展前景怎样?这一长期被忽略的文学角落,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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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诗词的发展进步,一定要解决好“当代性”的问题。21世纪的歌者当然要接通文脉,充分体现民族的气派与审美的心理观照。忽视传统必将为大众所摒弃。但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克隆过去的辉煌,而应当直面现实,勇于开拓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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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0年来,乃至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旧体诗词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微。近二三十年来,旧体诗词评论的文章并不是没有,但有实质性内容的不多,而且微观的多,宏观的少;多侧重于风格论,而略于创作论;且易流于朋党吹捧,而少理论建设与指导意义
传统诗词在中国文学中蔚为大宗。从《诗经》以降,诗脉绵延两千余年,深刻影响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但自从上世纪西风东渐以来,传统诗词创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革故鼎新的浪潮中被视为封建残余遭到放逐。改革开放以后,在找回民族自信的过程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当国学逐渐成为大众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传统诗词的创作队伍也逐渐壮大,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但当代诗词创作面对辉煌的传统,精品却又不多,其体裁是否宜于表现现实生活也受到质疑。在当下,传统诗词创作能否重获生机,重新走进社会大众的主流阅读视野?能否出现堪与古典佳作比肩的精品?与新诗的创作与研究相比,应该给予当代诗词怎样的理论关怀?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
百年回首从放逐到回归
记者:传统诗词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但即使是在受到强烈冲击与否定的年代,传统诗词仍然吸引着一批人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也有一些新诗作者在晚年开始从事传统诗词的写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传统诗词在当代的生命力何在?
周笃文(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传统诗词集中了汉语言文字的声情与意象之美,它以无穷的艺术魅力和与日共新的生命力,深深影响着、塑造着数百代人民的心灵、品格与价值取向。传统诗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然而这一珍贵的遗产,近百年来却受到了丑化和放逐。新文化运动中,在胡适等人的大力鼓吹下,挟着欧风美雨,中国文学开辟出了白话文的一方新天地,但同时也建立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排摒多元的话语霸权。这些都是我们这辈人所亲经亲历的事实。在这种强势的白话文高压下,甚至连柳亚子先生这位诗坛飞将也不自信了。他在1944年写的《旧诗革命宣言》中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风狂雨酷的半个多世纪里,备受煎熬的古诗群体仍在顽强地坚持着、守护着古诗的文脉,并以自己的声音呼应着时代的风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上世纪30年代创办的《词学季刊》,最先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词学,在牒谱、词乐、词律、词艺方面取得空前突破的同时,还发表了大批忧国伤世、针砭时弊的佳作。涌现出像刘永济、夏承焘、龙榆生、吕碧城等杰出的学者和词家。一些优秀的诗人还获得当局的大奖。至于新文学界的巨子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也创作了一批受到推崇的旧体诗词。据华钟彦《五四以来诗词选》所收,即达400余家。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入选词家838人,词作7000余首。其数量质量都令人为之刮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其中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可却被打入另册,长期见弃于主流文学之外。这难道公平吗?最为吊诡的是坚决反对旧诗的胡适,仍不时技痒,写了一批旧诗。新加坡的诗坛泰斗潘受先生曾说:“中国古诗是打不死的神蛇。”传统诗词何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是神奇的汉字有其独特之处。传统诗词中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长,在诗词中突出意象的视觉性,凸显空间的对位关系。其次是韵律的魅力。古诗的平仄韵脚将汉语的顿挫回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诗词声情之美,既可悦听动情,又能强化记忆。相似内容,有无韵律往往差异很大。比如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茅盾、殷夫、孙用都有译本。茅盾1923年译自英语的文本是这样的: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为了恋爱原故,/生命可以舍去。/但为了自由的原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而1929年殷夫译自德文的文本则是: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他把原来的六行压成四行有韵的古诗,精华尽出,有口皆碑。韵律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诗的基本要素,甚至积淀为根深蒂固的本能与潜意识了。此外,如诗艺的超妙,诗论的精深,诗风的普及,以及其美听易记、有助风雅等特点,都使它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首选。我想这大概就是其历劫不衰而常葆蓬勃生机的重要原因吧。
檀作文(首都师范大学讲师):我个人的意见,诗词能在当代生存,首先是因为它特殊的表达功能。旧体诗词所能表达的是特定类型的情感,关于它的范式,学界有过很多的总结,比如思乡、怀亲、咏古等。这些类型范式在现代生活里远不如在古代生活里重要,但毕竟在某种范围内存在。只要这些情感类型存在,而别的文体未能在这些类型里有长足发展,旧体诗词生存的根基就在。诗词之所以能在当代生存,还与它自身的独特魅力有关。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养成有一个积淀过程。诗词艺术是中国文化积淀过程中最美的结晶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内在文化气质中总有与传统诗词血脉相联的部分。诗词创作是文化生存的方式,是一种富于激情的文化回归。这很可以代表一部分诗词创作者的心态。现代社会,科学与文明日进,现代化的同时,人心倦怠,也有回归传统的内在驱动。诗词创作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是回归传统的文化认证。当代人进行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有很强烈的身份认证意识在。又因为诗词的形式本身需要很高的技巧,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掌握,所以诗词创作对创作主体意味着自我的文人身份认同,带来心理上的优越和快感。
新诗的不成熟也给旧体诗词留下了生存空间。新诗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一百年对一种文体的成熟来说,实在太短。新诗的创作群体空前庞大,但至今似未形成共识性的审美规范。新诗自身尚在探索过程之中,在当代还没有培养出普遍性的受众群体。而旧体诗词由于自身的积淀,却有可能抓住这一个契机。
记者:目前全国传统诗词创作的大体情况怎样?
周笃文:改革开放以来,久受压制的传统诗词获得解放,重获生机,创作呈井喷现象。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应运而生,《中华诗词》刊物也相继问世。各地诗词组织与刊物也大量涌现。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的“倡今”、“知古”、“求正”、“容变”等主张,逐渐成为共识。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会员15000余人。地方各级的会员、诗友约在两百万人左右。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络诗词尤为活跃。2003年建立的中华诗词论坛网已拥有会员43000余人。诗词的热度正在持久上升。
刘梦芙(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自从全国性的诗词组织中华诗词学会创办以来,各级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现在除西藏、内蒙古外,各省大规模、跨地区的诗词学会和小型诗社上自都市,下至县乡,遍布各地。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全国诗词社团已达一千多家,以各类形式印行的诗词专刊与作者专集、大型诗词总集与选本在千种以上。
上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兴起并迅速普及,目前已经覆盖全国都市以至经济发达的乡村,为传统诗词创作提供了新的交流传播的工具和广阔空间。大大小小的诗词社区与网站纷纷建立,网络诗人大量涌现,其中不少诗词作者造诣精深。各种网络诗词也随之结集出版,诸如《有所诗》《当代网络青年诗词选》《网络诗词年选》《春冰集·网络诗词十五家》等,质量之精往往胜于《中华诗词》以及各省市诗刊。在杭州和北京,先后成立了以网络诗人为主体的留社和甘棠诗社。留社已有成员60多人,以继承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为宗旨,定期聚会,创作水平普遍较高。网络诗人大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精通电脑,思维灵敏活跃;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诗人也不乏上网者,中青年人数之多,难以确切统计。
老话重提旧瓶与新酒
记者:谈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能否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问题。传统诗词是否能够有效地表现当代生活?如何开创出不同于古人的局面与气象?在这些问题上,近年来的创作有哪些突破?
周笃文:传统诗词创作贵在生新独创。近30年来,传统诗词创作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在表现内容与创作技法上都有所创新。在首届中华诗词大赛获奖作品《金榜集》中有佚名的《喜澳星发射成功》:
何必玄玄说太空,澳星发射喜成功。银河水木火金土,半在吾人掌握中。
思路和气象都有独创之处。该书另一首王巨农的《观北海九龙壁》:
久蛰思高举,长怀捧日心。也曾鳞爪露,终乏水云深。天鼓挝南国,春旗荡邓林。者番堪破壁,昂首上千寻。
通篇以龙为喻,表现改革开放之冲破禁锢,一飞冲天的好势头与大欢乐。青年词人蔡世平的《蝶恋花·情赌》写男女相爱,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删去相思才一句,湘水东头,便觉呜咽语……应有天心连地腑,河山隔断鱼莺哭。
作品精灵古怪,从头到尾都是超现代的“非非”奇想。“天心”、“地腑”怎么“连”?“鱼莺”会哭吗?俨然是庞德的“意象叠加”与“错乱语法”的匠心移置。它大大强化了“陌生感”与“新奇感”对读者的冲击力度,是善用当代技法推陈出新的成功范例。
记者:新世纪以来网络上传统诗词创作也非常活跃,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还曾专门编辑出版了《网络诗词年选》。网络的出现给传统诗词写作带来了哪些新变?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网络确实给传统诗词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网络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互动性。诗人写诗,大都希望发表,而发表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让人理解。但是,在网络没有出现之前,诗人要想与他的读者互动,最佳方式就是几位诗人在一起的互相唱和。东晋时代王羲之等42人的兰亭雅集,成为流传了1500多年的佳话。而这样的唱和,在古代本来也很少,在当代社会里更难得见到了。网络创造了一个新的超越时空的平台,可以把天南地北以至世界各地的诗人们在同一网络里聚集在一起,共同进行诗的唱和、诗的批评、诗的鉴赏。各种诗歌网站就如同一个个开放的诗词创作的课堂,或者说是在开一个网上的创作研讨会。互相观摹,互相批评,互相学习。我不是诗人,对互动性对诗人内心产生的影响没有体会。不过从一个旁观者或者说一个诗歌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一景观,也足以感到它与以往的诗歌创作活动的巨大不同。互动使诗歌创作者与读者建立了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沟通,进行直接的批评和鉴赏。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他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听到批评的声音,对这种批评给予反应,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或者进一步讲明自己写作此篇诗作的原因,自己在诗中每一个词语的用意,自己要让读者从这首诗里得到什么,为什么这样写,等等。他也会接受读者的建议而修改自己的诗作,会让这首诗更加完善。诗人总是渴望寻找自己的知音,而网络为他寻找知音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网络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个性化。网络诗坛为诗人张扬其个性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网络诗人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了。比如我们编选的网络诗集里就有一得愚生、十里绿烟、三江有月、白石郎、江湖渔翁、沙子石子、伯昏子、青山客醉、响马、嘘堂、碰壁斋主等等。网络诗人很少用真名写作,却用了上面这些丰富多彩的名字,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他们的个性。至于他们的写作,更是风格多样,个性化突出。比如李子的一首《鹧鸪天》词:
生活原来亦简单,非关梦远与灯阑。驱驰地铁东西线,俯仰薪金上下班。无一病,有三餐,足堪亲友报平安。偏生滋味还斟酌,为择言辞久默然。
用古典诗词的旧形式来写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与心态,在通俗欢快的语言中透着乐观与幽默,彰显了诗人的个性,也突破了古代诗词美的规范,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正是个性化的彰显成为网络诗坛的一大特征,也为当代诗坛的创作繁荣提供了无穷的活力。它不仅丰富了当代诗坛的创作内容,而且也推动了当代诗歌艺术形式的发展。它使古典诗词在当代有了新的生命力,它使新诗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檀作文:数千年的传统,为旧体诗词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也积淀了太多的沉腐。每一代诗人都同时面临当代语境和强大传统,都必须在创作意识上有所抉择:继承,还是突破?“以新词入旧诗”大约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另一种表达。但总体来说,以新词语入旧诗都不太成功。究其原因,写作者自身遗老遗少的气息过重,偶尔用一两个新词语,但整个诗的情调还是旧的。
网络写作出现后,由于参与上的平民性和平等性,相对于传统媒体无疑具有颠覆意义。网络诗词对于中国数千年的诗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颠覆。这种颠覆来自我所称为的“新旧体运动”。有诗词作者就认为,传统诗词立意过高,对于一流诗人来说,大约境界本来如此,但对于不入流的写手,盲目追求传统意境恐怕只能拔苗助长,甚至可能导致无病呻吟的伪诗铺天盖地,因此极力反对诗词传统的“伪(伟)大意义”,提倡诗词创作要有泥土气息,离根近些,离生活近些。同是泛写对山村生活的怀想,李子怀念的是“树林站满山岗,石头卧满河床”(《清平乐·山村之夜》),“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南歌子·山村之晨》),这是对王维、范成大以来的山林、田园审美范式的解构。这决不是传统的山林隐逸派所标举的诗情和禅意,然而却在颠覆传统的同时,贴近了生活,也因此使诗的情绪鲜活了起来。
另一方面,李子的诗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浓郁的现代意识,在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上都逼近了新诗。废名《谈新诗》里说旧诗的情感其实是散文式的,实际上指出了旧诗的致命伤:缺少深度。传统诗词的思维方式往往过于具体,新诗却要抽象得多。传统诗词往往处理日常情感,新诗则善于终极关怀。“思”的难以名状性和深层多义性,赋予新诗极大的魅力,使得新诗在发生学意义上优于旧诗。但李子的一些诗歌在这方面开始打破新旧诗的界限。李子的这些诗,说它是旧体,是因为在格律和用韵上是旧的。至于意象和风格,则分明是新诗。说到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更是如此。
以李子为代表的一类网络诗词创作显然是突破多于继承,他们多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当代语境的尊重高于诗词传统。当我们在讨论“李子体”时,不应将目光局限于白话入诗和流行语汇的皮相层面。更多地要考虑李子“拒绝伟(伪)大”的深层动机,“颠覆词语”的审美追求,以及“新诗对接”的手法尝试。
周笃文:早在上世纪初,诗界内部即已涌动着革新的潮流。梁启超即是“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他说“欲为诗界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云:“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这里所说的“旧风格”,是指形式格律而言的。梁氏的主张是在保持固有形式的框架内,革新其内容。他与“犁庭扫穴”的胡适不同,走的是一条渐进的“继雅开新”之路。今天讨论诗词的发展进步,一定要解决好“当代性”的问题。21世纪的歌者当然要接通文脉,充分体现民族的气派与审美的心理观照。忽视传统必将为大众所摒弃。但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克隆过去的辉煌,而应当直面现实,勇于开拓与创新。要充分体现创作主体的风采,以自己的声音表现时代的众生相。要以当代情怀、当代视野与当代性的表现技巧来诠释人生、丰富诗境。
直面问题数量与质量
记者:虽然当代诗词创作已经逐渐繁荣,并且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探索与新变,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难题。直面这些问题与难题,或许对诗词的发展更有助益。
周笃文:当代诗词已走出低谷,开始了初步繁荣。但真正能打动人心,引领时代潮流的鸿篇力作还是太少。多数作品水平不高,公式化、概念化,缺少新意象、新语言、新技法的作品大量存在。有的甚至不讲平仄韵律,自造所谓“新体”。唐德刚先生在为著名女诗人阚家蓂诗集作序中说:“写新诗可以完全凭才气、凭灵感来创作,就可以在一代诗坛崭露头角了……写旧诗就没有这福分了。它是在灵感和才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才可略窥堂奥的。胡适老师就曾亲口向我说,作律诗要几十年的工夫。”可谓精当之论。如何进一步解决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十分重要。这取决于我们对理论的自觉,对时代使命感的承担,对才艺的精益求精。作诗,除了苦吟,还要有妙想,还要有深刻的思维,苦学而没有才华,有才华而没有思维,深度都是不够的。“新变”是一切严肃的诗人艺术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当代诗词创作者应当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刘梦芙:改革开放后的当代诗词作者多达一百数十万以上,在作品数量上可以说远越前古。比如1992年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十万余首,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相加的总量,但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真正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不到万分之一,繁荣兴盛的表象掩盖着深重的弊端,有待清源正本。
我认为当代诗词创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老干体”的大量存在和人们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认识误区。
“老干体”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各级政府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官员,也包括有别于普通工人的工作人员,如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在诗词复兴的过程中,老干部们积极呼吁,募求经费,成立组织,创办刊物,确实大有贡献,也不乏开明有识之士。然而老干部退休时已到晚年,精力有限,喜爱诗词却为格律所困,表现在写作实践中,便形成了“老干体”。这类诗词内容多是歌功颂德、游山玩水,形式上往往不太讲究平仄与音韵,语言直白,风格上缺少个性。老干部中当然也有一些勤于读书思考者能写出好诗,但往往被大量平庸之作埋没。
诗词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历代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是诗词的鲜明特色。诗词体式繁多,格律谨严,艺术风格变化万千,但诗词语言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典雅”二字。而用浅白通俗的语言,只是诗词写作的方式之一,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诗人奉为准则,更不可以此否定早已存在、而且还在产生的无数“雅化”的诗词。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文化素质必然会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下里巴人”的水平上。而高喊“大众化”者却把“人民大众”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永远保持着旧时代“不识字、无文化”的特征,不能“与时俱进”。因此诗词“通俗化、大众化”谬误甚多,广大诗词爱好者需要走出误区,取法乎上,诗词才能健康发展。
当代诗词创作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声韵改革”的难以实行。现在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诗词用韵“双轨并行”:既可用旧韵,也可用新韵,但在一首作品中,不能新旧混用,弄得非驴非马。不论用新韵还是用旧韵,都应严守格律的平仄要求。现在重新编韵书仅靠一些诗词作者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请多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来参与此项工程。在编书之前,要在全国作普遍、深入的调查,研究各地方言的语音实际。
当代名家饶宗颐先生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南怀瑾也说“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许多老辈学者以专治诗学、词学成名,如刘永济、陈匪石、汪东、汪辟疆、王易、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时也是诗词创作高手。了解诗词在国学中的位置,了解诗词与经史诸子之学的密切关系,对于推动当今诗词的创作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诗词复兴早于国学复兴十余年,但创作质量与民国诗词差距很大,关键在于缺乏国学方面的充足营养和底气。总之,当今诗词的复兴与国学复兴已是双轨并行,不同者是前者侧重于创作,后者专力于研究,不足之处是60年来的当代诗词以及民国间的现代诗词尚未进入国学的视野。现当代诗词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新国学”,如同海内外蓬勃兴起的新儒学、新新儒学,是传统国学在新世纪的延续与支流。
檀作文:诗词本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宗,但自从白话新诗登上文学殿堂以来,传统诗词逐渐被边缘化,以致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中都只字不提现当代的诗词创作。新时期以来,传统诗词大有复兴气象,各种诗词社团及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进入网络化时代以来,旧体诗词的创作群更是空前扩大,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产生。但与空前热闹的诗词创作相比,当代诗词的理论建设则异常萧条,并且严重滞后。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诗词界历来重创作、轻理论。多数诗人秉承“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传统,轻视理论,自然也就疏于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其次是当代诗词评论和诗词理论建设未纳入现代学科体系。现行高校及社科院体系,没有当代诗词评论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不研究当代诗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也不研究当代诗词。当代诗词的创作群既不关心其理论建设,当代诗词理论自然不足以成气候。迄今未见有一种当代诗词评论的专门期刊出现,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是少之又少。因此,近60年来,乃至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旧体诗词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微。近二三十年来,旧体诗词评论的文章并不是没有,但有实质性内容的不多,而且微观的多,宏观的少;多侧重于风格论,而略于创作论;且易流于朋党吹捧,而少理论建设与指导意义。
赵敏俐:要推进当代诗词发展,有四个重要任务需要做:“关注”、“沟通”、“建设”和“服务”。“关注”是要高度重视当代诗词创作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文化背景;“沟通”是要求创作和研究打破隔阂局面,携手共进;“建设”是要求古典诗词创作、研究界建立一套写作和批评规范,在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两方面做出成绩;“服务”则是指为当代诗词搭起沟通和建设的平台,希望学术界、教育界、诗歌创作界三支队伍合流共进,推动当代诗词的复兴与发展。
(本报记者金涛采访)